半夜两点十七分。
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后背的衣服被汗浸湿了一小块。房间里很暗，窗帘缝里透进来路灯的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模糊的扇形。我大口喘了两下，胸口像有什么东西堵着，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刚才梦里全是初二那天的画面。完整地、逐帧地、没有任何省略地重播了一遍。
我坐在床边，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用掌心按住额头。呼吸慢慢平稳下来，但那种堵在胸口的感觉没有消退——它像一块被泡发了的木头，横在肋骨中间，上不来下不去。
我知道自己今晚不会再睡着了。
我开了台灯，从抽屉里拿出那本黑色笔记本。没有翻开，只是把封面朝上放在桌上，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我靠回椅背上，目光落在窗户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
我想起更早的时候。比初二更早。
小学四年级到初一，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十五。姐姐伊藤雪乃的成绩在年级中游偏下，有时候会掉到百名开外。父母每次看到成绩单，会先看向我那一栏，然后满意地点点头，再扫一眼雪乃的分数，说一句“雪乃要加把劲啊”。
那时候父母的爱是有明确指标的。指标是分数。我是那个达标的人，雪乃不是。餐桌上的话题围绕我的考试展开，客厅里的表扬落在我的名字上。雪乃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低头夹菜，很少说话。
我看到了。
我主动要求父母“同样关心姐姐”。“雪乃这次数学比上次高了几分，你们看见了吗？”我在饭桌上说。“姐姐昨天背单词到十一点，你们怎么不夸她？”我站在客厅中间对父母说。有时候他们会敷衍两句，有时候会嫌我多事，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
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学习方法整理成笔记，每单元结束后抄一份给雪乃。我在上面画重点、标考点、用荧光笔圈出容易出错的地方，然后在封面写上“给姐姐”。初一整个学年，我一共给她整理了九本笔记。每一本都是用最细的黑色签字笔工工整整写的，字迹比我自己的小一号，因为担心她觉得太密看不清。
那时候我以为她知道为什么。
我以为她明白，这些笔记不是“施舍”，不是“炫耀”，是我在说：你也是被看见的。就算父母看不见，我看见了。
初二下学期。物理第一次考了力学综合。我考了七十三分，比期中掉了将近二十分。这是我第一次在主要科目上出现大幅度下滑。班主任在课后找我谈话，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分心了”，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手里攥着那张卷子，指尖把纸边捏出了一道皱。那道皱现在还在我记忆里，清晰得像刻在皮肤上的痕迹。
我在走廊尽头找到雪乃。她靠在窗台边，手里也拿着一张卷子。外面在下小雨，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窗户外的风景糊成一片灰绿色。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把卷子展开。
“姐姐，物理最后那道大题……”我的话刚开了个头。
她转过头看着我。那个眼神我从来没有见过。不是不耐烦，不是敷衍，是一种从上到下把我扫了一遍的、像是在看一件廉价商品的视线。我的手停在卷子边缘，被那个眼神钉在原地，喉咙里剩下的半句话卡在嘴里。
“你？”她笑了一下。“你觉得自己配让我教吗？”
我的手指松开。卷子从我手中滑下去，一角落到走廊的地砖上。我没有弯腰去捡。我看着雪乃把自己的卷子翻过来——八十九分，黑笔写的，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星号。那个星号我认识。我以前在给她的笔记上画过同样的星号，用来标记“必考题”。
她把卷子折起来放进了书包，动作很慢，很稳。“以前都是你教我，”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干净的、没有任何杂质的漠然，“但我现在不需要你了。”
她走了。鞋跟在走廊地砖上发出规律的响声，越来越远。我站在原地，那张七十三分的试卷平铺在地上，纸面被窗外透进来的光照得发白。雨水的声音从门缝里渗进来，我听见雨打在走廊尽头窗户上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碎掉。
我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走廊里的自动灯因为长时间没有感应到移动而熄灭了，黑暗中我仍然站着。
那九本笔记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没要回来，她也没还过。有些东西送出去的时候是礼物，收回来的方式却是伤口。
那是最后一次主动靠近伊藤雪乃。
台灯的光把我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我看着那个影子，短发遮着眼睛，下颌线条比以前更硬了一些。我合上笔记本，没有写任何新的字。今晚不需要写了。梦已经帮我复习了一遍。
第二天早晨，我比平时早到了十五分钟。教室里只有三四个人，各自分散在不同的角落。我走到靠窗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放在脚边，趴在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第一个铃声响起的时候，教室里的人多了起来。我抬起头，把刘海往旁边拨了一下——头发又长了，快盖到睫毛了。我心想周末要不要去剪，然后又想算了，反正也没人在乎。
然后有人坐到了我旁边。
那个位置从开学第一天就是空的。全班五十个人，单数座位，最后一排靠窗的旁边天然少一个人坐。我从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但今天有人坐下来了。
我偏过头。一个女生把书包放到桌上，转头看向我。她的五官不算特别出众，但有一种让人没法忽视的、很“满”的存在感——她的肩膀是打开的，下巴微微抬起，看人的时候眼睛里带着一种不遮不掩的坦然。
“你是黑泽凛吧？”她问。
我看着她不说话。
“我是水野结衣。”她伸出手，“分班表上我排在你后面，咱们座位挨着。”
我没有伸手去握。我的手仍然放在桌面上，五指轻轻蜷着。她的手悬在空中两秒，她没有收回，而是把手往我的方向又递了递。
“握一下嘛。”
我的视线从她的手掌移到她的脸上。那两秒钟里我在判断——这人是真的想认识我，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比如和谁打了赌，或者单纯觉得“试试看能不能让那个阴暗的人说话”是个有趣的小游戏。
但她的眼睛里没有那种东西。她的眼睛像一碗端平的水，没有一丝晃荡。
我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指尖。一秒不到就放开了。她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过身去把课本摆到桌上。她摆课本的时候动作很大，胳膊肘差点碰到我的书，我微微往后让了让，然后发现自己竟然在“让”。我以前不会让的。别人碰我的东西我会直接把东西挪开，或者什么都不做等对方自己意识到越界。
但这次我只是往后收了收肘。
整个上午的课，她没有过多地跟我说话。她会偶尔戳一下我的胳膊，指着课本上一段话说“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没听懂，你听懂了吗”，我通常只回一两个字，“嗯”或者“没”，但她从来不因为我回复得短而放弃。下一次她仍然会戳我。
午休铃响的时候，我像昨天一样站起来准备去教学楼后面的长椅。我刚拿起书包，她伸手拉住了我的校服袖子。
“你去哪吃饭？”
“……外面。”
“哪外面？”
“教学楼后面。”
“带我一起呗。”
我看着她。她已经站起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便当盒，看起来不像开玩笑。“那边有树荫，挺凉快的，”她说，“而且我不想在教室里吃，太吵了。”
我沉默了两秒。我想说不。我应该说不想。我从来没有让任何人跟自己一起吃过午饭，这个习惯保持了两年，为什么要在今天打破。
但我没有说。
我转过身往外走，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跟在后面，脚步声比我的重一些，像一只踩在木地板上的小动物。我们经过走廊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在看我们，但我没有转头确认。
走到天台门口的阶梯时，我停了一下。“就在这里。”我说，“再往上就是天台了，门锁着。”
她看了看周围——楼梯转角处有一小块空地，有一扇不大的窗户透进来光，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带着一点外面的空气味。“可以啊，”她蹲下来，把便当盒放在膝盖上打开，“这里挺好的。”
我靠着墙坐下来。我从口袋里掏出便利店买的三角饭团，塑料膜撕开的时候发出呲啦的声音。她看了一眼我的饭团，又看了一眼自己便当盒里的煎蛋卷、小香肠和西蓝花。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夹起一块煎蛋卷，递到我面前。
我看着那块煎蛋卷。
“你吃吧，”她说，“我妈做太多了我吃不完。”
我盯着那块煎蛋卷三秒钟。然后我伸手接过来，放在饭团的包装纸上，没有立刻吃。她也不催，自己低头开始吃饭。风从窗户缝里吹进来，吹动了我额前的头发，我第一次觉得那阵风不那么凉。
很久之后我回想这一天。我不记得自己那天吃没吃那块煎蛋卷——大概是吃了吧——但我记得那天中午的风声，和旁边那个蹲在地上、便当盒里永远比别人多一样东西的女生。
那天晚上回到房间，我翻开日记本，在4月8日那一页写下了一行字。
今天有人坐到了我旁边。
她叫水野结衣。
我不讨厌她。
我看着那最后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我合上笔记本，关了台灯。黑暗中，我感觉胸口那块堵了很久的木头，有一道很细很细的缝裂开了。
我闭上眼睛，呼吸比以前轻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