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进入中旬，梅雨下下停停，空气黏稠得像打翻了的糖水。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站在车站前便利店的斜对面，借着自动贩卖机旁的一小块阴影，尽量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可疑人士。但说实话，一个成年男性大半夜站在便利店对面往里面张望，怎么看都像在等警察过来盘问。
便利店的灯光很亮，像黑夜中一个四四方方的光盒。透过玻璃，我看见山田健太穿着荧光绿的店员围裙站在收银台后面，正在给一个客人结账。他的动作比在学校时利落得多，扫码、装袋、找零，一气呵成。只是每服务完一位客人，他都会抬手擦一下额头。店里的空调开得不小，但他的鬓角还是湿的。
我在心里数了数。放学后到现在，他已经在这里站了至少四个小时。
这小子，上次补习时答应我会调整，我还真信了他。
正想着，一个穿着同样围裙的男人从便利店后门走出来。他五十多岁，谢了顶，肚子微凸，脸很黑，像那种在哪个码头晒过很多年的皮肤。他站在门口抽烟，一转头看见了我，先是一愣，然后朝我走了过来。
“你是常客吗？站在外面做什么？”他的嗓门不小，但语气并不凶。
“啊，不是。我是山田同学的老师。”我赶紧从阴影里站出来，微微鞠躬。
他眯起眼睛看我：“老师？明政学园的？”
“是的。我姓程，是山田的班主任。”
“哦，那个外国人老师啊。”他吐出一口烟，笑了，“那小子和我提过你。说你是个不错的家伙。要进来等他吗？他还有一个小时下班。”
“方便吗？”
“方便。后门那边不挡路。进来吧。”
我跟着他绕到便利店后面。那里有一块很小的员工休息区，用纸箱和几把破椅子拼出一个勉强能坐人的角落。店主递给我一罐冰茶并递了一根烟给我，我道了谢，和他并排坐下。后门半掩着，能看见山田健太在店里忙碌的身影。他正蹲在地上补货，把一排排饮料码得整整齐齐。我和店长两人便在烟雾的弥漫中开始了交谈。
“山田那孩子，是不是在学校出了什么事？”店主忽然问。
“没有，我就是来看看他的情况。最近他上课状态不太好。”我斟酌着措辞。
“也能理解。那孩子实在太累了。”店主叹了口气，把烟按灭在一个空罐子里，“他刚来这家店应聘时，我还以为他至少十八了。个子高，话少，干活利索。后来填资料才发现，才十七岁。说实话，我本来不想用学生上晚班。但他求了我很久，说需要这份收入。”
“他说过为什么需要钱吗？”我问。
“说了。这孩子的父亲以前在他很小的时候欠了一堆债，跑了。母亲没几年也离开了。老家在千叶的乡下，只剩一个奶奶。他本来想初中毕业就去打工，是他奶奶硬要他上高中。学费虽然大部分减免了，但租房、水电、吃饭都要钱。他又不肯接受学校的特殊补助，说不想被同学用奇怪的眼光看。”
店主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讲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我听在耳朵里，每句话都像往我心里塞了一团湿棉花。
“他一个人住？”我低声问。
“就在这附近，一个很旧的公寓。我去过一次，那房间啊，比我仓库还小。他每天下班都十二点半了，早上七点又要起床上学。不吃早饭是常事。”店主摇摇头，“我看他实在辛苦，偶尔塞个饭团给他。但这孩子倔，给多了他就说‘不能白拿’。”
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他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
“听他说还行。这孩子每周会打一次电话回去，就在后门这里打，声音压得低，怕影响店里。我偷偷听过一次，他总说‘我很好，学校也很顺利，老师人很好’。可实际上，他连买参考书的钱都没有。”
我抬头看向店里。山田健太已经补完了货，正站在收银台前，给一个穿着西装的大叔加热便当。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动作熟练得不像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但我终于知道，他每天早上为什么总是第一个到教室，为什么总是趴在桌上补觉。为什么让他交补习用的试卷，他总是说“忘带了”。
不是忘带了。是没有多余的钱去打印。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连一支新笔都舍不得买。
一个小时后，山田健太下班了。
他换回校服衬衫，背起书包，和店主点了点头，然后推开后门。一出门口就看见我靠在墙上，嘴里叼着根棒棒糖，一副“我等了很久”的样子。
他整个人僵了一下。
“老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打完工了？”我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指了指他肩上有点开线的书包，“走吧，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很近的。”
“我知道很近。所以我才送你。远了我就不送了。”我迈开步子，“走吧，别让我白等一小时。”
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跟了上来。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安静的小巷。雨后的地面湿漉漉的，路灯的光在水洼里碎成一片一片。蟋蟀在路边的草丛里断断续续地叫。我走得不快，他也始终保持着落后我半步的距离。
“老师，你都知道了？”他先开口。
“知道什么？”我装傻。
“我的情况。”他的声音很低，“店长告诉你的吧。”
“嗯，听了一点点。”我把棒棒糖扔进路过的垃圾桶，“所以你现在是准备自己扛到毕业吗？”
他没有说话。
“山田，我不是来教育你的。你打工赚钱，照顾自己，还想继续念书，这些都很好。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侧过头看他，“你的班主任还活着呢。放着不管的话，那我这个班主任不是白干了？”
他低着头，喉结动了动：“但是，老师，我不想被人可怜。”
“谁可怜你了？我是怕你期末挂科，暑期补习又来占我时间。”我故意用不耐烦的语气说，“你这家伙，数学要是挂了，学校要求班主任暑期监督补课，那我的假期就全泡汤了。你能别连累我吗？”
他愣了一下，抬头看我。我别开视线，继续往前走。
“所以，从明天开始，你下班后我跟你一起回你那里。我在中国时也经历过穷学生的时候，知道怎么帮你补基础。课本和资料我那边有，你用我的。但是是有条件的，你的作业必须认真做，别浪费我时间。”
“老师……”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先说好，不是特别照顾你。只是因为你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能接住我冷笑话的人。你要是挂科了，以后谁陪我练段子？”
他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噗”地笑了一声，很轻，很短，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老师，你讲笑话真的很冷。不过，今天这个，我倒是笑出来了。”
“能笑就说明你还没那么严重。”我拍了拍他的肩，“走吧，今天太晚了。明天开始。不过在此之前，你明天白天给我好好上课，再敢睡觉我就往你桌上倒水。”
“太狠了吧老师。”
“这是班主任的爱心。”说这我尴尬的比划出一个爱心。
“呃…老师你真恶心。”健太露出了恶心的表情。
“就恶心你。”
说着我们就到了健太的公寓。
山田健太住的公寓，确实很小。
玄关窄得只能站一个人，厨房是一个单眼的电磁炉加一个小水槽。房间里铺着一床薄薄的被褥，一张折叠小桌，一个收在墙角的箱子，阳台上晾着两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没有电视，没有游戏机，没有多余的家具。唯一显眼的是桌上摆着一本很旧的英语词典，封面已经用透明胶贴了两次。
我在门口站了几秒，没说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绞了一下。
“老师，我家真的没什么好招待的。”山田有些局促地搓着手。
“有热水吗？给我倒杯水。我刚在便利店只喝了冰茶，现在渴了。”我故意说得很自然。
他松了口气，忙不迭地去烧水。我趁机把椅子拉过来坐下。椅子是那种便宜的折叠椅，坐上去嘎吱嘎吱响。
“明天开始，我下班去接你。”我说。
“老师，真的不用这样……”
“那这样。你觉得让我天天来接你太麻烦的话，就努力一点，期末数学考到平均分。只要到了平均分，我就不来了。怎么样？”
他想了想，点头：“好。一言为定。”
“我这个人很严格的。到时候别哭。”
“不会的。”
从那天起，我成了山田健太每晚的“室友”。
每天放学后，我照常给高桥奈奈和佐藤翔太他们补课。等他们散了，我就回公寓准备资料。晚上十一点半，准时出现在便利店后门。山田下班后，我们一起去附近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牛丼店，我请客，他负责吃。一开始他总说“这样太不好意思了”，后来我烦了，直接说“你再客气我就点三倍辣”。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提过。
回到那间小公寓后，我们会学到很晚。大多数时候是他做我布置的习题，我在旁边备课或者改他的错题。偶尔他累了，我就说些大学时的事，说我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说我和朋友在考试前去网吧通宵结果差点睡过考试。他总是一边翻书一边笑，说我这些事比冷笑话好笑多了。
我每晚都坚持让他一点前睡觉。
“老师，那你呢？”他问我。
“我不困。我精神好得很。”我打了个哈欠。
“你骗谁呢。”
“骗你。快去睡，明天还有小测验。”
等他躺下后，我一个人坐在那张嘎吱作响的折叠椅上，就着昏暗的台灯，继续整理错题集。我没有告诉过他，我每天会在他睡后继续弄到三四点。把当天他做错的题目重新誊一遍，把对应的知识点用最基础的日语重新写出来，再附上三道同类题，难度从低到高。有时候写着写着，外面的天就灰了。
然后在他醒来之前，我会去公寓楼下的小超市买两份早餐。他一份，我一份。我吃完自己那份，把另一份用保鲜膜盖好放在他桌上，留一张便签：“吃了再出门。别迟到。”然后我悄悄离开，回家冲个澡，换身衣服，再赶去学校。
那段时间，我白天还要帮其他学生。高桥奈奈的英语辅导、佐藤翔太的数学补差、小林真昼的中文竞赛辅导。我像一只章鱼，每一根触手都挂着一个学生。但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直到连续三天之后，我开始咳嗽。
起初是嗓子发痒。后来开始头重脚轻，整个人像踩在棉花上。我心想大概是淋了几场雨，睡一觉就好。但那天早上，闹钟响了五遍，我竟然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脑袋像是被谁用冰袋糊住了，额头滚烫，喉咙里像含着砂纸。早上在办公室，早间老师也过来问过我脸色很差。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好像确实是病了。
我挣扎着摸到手机，给早间老师发了一条消息：“今天有点不舒服，早会你帮我主持一下。”
并向主任请了假。
然后我裹着被子，沉沉睡了过去。
恍惚中，我听见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