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醒我们的是炮。
不是落在跟前，是落在远处，闷闷的响，像有人拿棉被裹了一挂鞭抽地。我在工具箱上翻身坐起来的时候，手先摸到炮塔，凉的。帐篷外面，探照灯在车场上方扫来扫去，光柱被风吹得摇。
老周已经站在车旁边了。
他衣裳穿好了，正仰头看天。天上什么也没有，黑的，云压得低。他听见我出来，没回头，喊了一句：“把大刘和小吕一起叫起来。”
大刘睡在车旁边。他就铺了两张纸板，大衣一裹，比谁都沉。我推他两下他没醒，推第三下，他一撑就起，眼都没睁，手先摸到自己的鞋。小吕睡在炮塔后面，裹着一件旧棉衣，头从衣领里探出来，跟看家狗一样。我叫了一声他就坐起来了。
“几点了。”
“不知道。”
“那你还起。”
“炮响了。”
“响了又能咋。”他嘴里嘟囔，手往炮塔边上一撑，人很快就钻进去了。
我们四点钟不到开的车。车场里其他车组已经在动了，一张一张灯，一条一条轮胎印。车场门口那根旗杆上挂着一面旧旗，不知道是哪个车的标志，被风扯得绷直。我们车从它下面过的时候，我仰头看了一眼，看不清颜色。
出发前老周点了弹药。
主炮里剩一发榴弹，穿甲一发。同轴机子弹，旁边那个弹箱里剩大半箱。步枪，我们三个一把，老周没有。手雷没有了，前天晚上二车车组来借，一借全完。补弹药，那是回营以后的事。
“就这一门炮两个炮子，”小吕从炮塔里探出半个头，“打什么。”
“打不打不是你决定的。”老周说。
他这句话不是训人，是陈述。说完他自己坐回车长位，把舱盖落下大半。大刘打火，第一次没咬住，第二次才点着，排气管喷了一阵黑烟，被风吹得散到后面去。
我们离车场的时候，天还黑着。
路是土路。前面有二车的尾灯做参照，那颗尾灯是蒙了红布的手电，走一段软地它就晃一下，亮一下，像一枚不太亮的火星子。我们跟它保持两三百米。大刘的驾驶习惯是慢，慢也有好处，不会一条履带吃进软土里出不来。他窝在驾驶舱里，脖子缩着，眼睛透过那条细窗看前面，看着像在打盹。
车开出去二十多分钟，我听见小吕在后面小声自言自语：“三点了，三点二十了……”他在自己数时间。我没回头，因为一回头就会看见他那副困样。
路上的东西开始多了起来。
先是一些木牌子，插在土路边上，写“雷区”的地方已经被泥糊得看不清了，旁边又有人拿红漆涂了一道，说不清是划掉还是补了一条。再往前走，一截铁丝网卷成一团扔在田埂里，没有桩子，像一条死蛇。还有几件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有的一件，有的半件，分不清是被扔的还是被撕的。
大刘放慢了一点，问老周：“怎么停。”
“不停。”
“那人怎么办。”
“谁？”
大刘没说话。他把车接着往前开。
大概四点半左右，天边起了道灰线。我们拐上一段坡，前头的车不走了。有个通讯员从坡上下来，站在路边拦我们，跟老周说了几句。老周探出去听完，缩回舱里，开口很简短。
“二车往北。我们接他们位置。守三个钟头，天亮之前换。”
“哪一段。”大刘问。
“就前面，坡顶那半截墙后面。”
我们的车慢慢爬上去。二车那台就停在墙后面，炮管朝西，车尾对着我们。二车车长蹲在车尾板上抽烟，见到老周的车，把烟头按在履带上，走过来，两个人站在两台车之间说了一阵。
我没听清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二车车长转头朝前面那片开阔地指了指，又朝北比了一个手势，然后走回来，拍了拍老周的肩膀。
老周翻上履带板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句：“说什么。”
“说这一片昨晚安静。”他钻进舱里，把舱盖打开一半，让新鲜空气进来，“就一只鸟。”
“什么鸟。”
“黑的。在那边那片地上溜达。”
我们车在二车的位置上停定。大刘把火灭了。灯光全关，炮塔朝西，正对着那片开阔地。老周伸手把车长镜的护盖掀开一点点，往外瞅，瞅完回头对我比了个手势：“炮长镜别看太久，护目。想看的时候用潜望镜。”
我们四个人就在车里等。
我先从潜望镜里看了一下外面。二车刚才那个位置选的确实好——这半截墙一人高，卧在坡顶，墙后正好能蹲一台车，车头略低于墙沿，炮管露在外面二三十公分，其余全被压住。墙前面是一段坡，坡下去就是那片开阔地，野草、翻土、交错的车辙印、还有远处那几辆烧过的车。
那几辆车不好认。
我调了几下潜望镜，才勉强看出轮廓。两台，或者三台。都烧空了，车壳发黑，白的那一台最扎眼，像被谁把它的油漆用刀全刮了一遍。烟还在飘，贴着地，往南。
我又放大一点看。中间那台车壳里，有一个东西立着。是一个座子，炮塔拆掉以后留下来的那种。当然，也可能是别的。我不敢下判断。
“那几辆是谁的。”我问。
老周从车长镜上抬起头，顺着我肩膀方向看了一下：“不知道。比咱们早到。”
“还有活人吗。”
“几天前也许有。”他缩回去，把车长镜的护盖放下，“现在没信号。”
问完这两句，我就没再问。
车里静下来。大刘在驾驶位上把靠背往下调了半格，闭着眼睛，胳膊搭在操纵杆上。小吕在炮塔后面绷了一会儿，慢慢也靠回工具架。老周守着车长位，偶尔伸手掀一下护盖。我趴在炮长位上，眼睛盯着那片地。
太阳还没出来。天从灰蓝慢慢变成浅灰。那几只车从黑糊糊的一团变成有形状的东西，轮廓一个个从地里冒出来，像建模还没加载完全的贴图，一个一个刷新上去。
最先跳出来的东西不是车，是一只鸟。
黑的，嘴短，个头不大。它停在一条旧履带印的边上，走了两步，低头啄了一下地，抬头，又啄。我盯着它看，看了大概有一分多钟。
“老周。”我压低声音，“你来看。”
他凑过来。我指给他。
他看了一会儿，说：“正常。天亮鸟就出来。它在这儿待着，说明昨晚没有新掩体，没有新的人。它比我们安全，也比我们傻。”
“为什么。”
“因为对面打人不打鸟。”他说完，缩回去。
我没跟他扯。我继续盯那只鸟。它在原地又啄了几口，忽然张开翅膀飞了。飞得不高，往南，一小段就没影了。我看着它消失的方向，心里一动，又跟自己说不要动，再往下就是瞎想。
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到六点的样子，那几辆车完整地露在那边地上。白的那台最大，旁边两辆小一点，其中一辆的炮管朝南，另一辆的炮管朝上，像被炸得倒了。烟已经不冒了。原来飘着烟的可能不是车，是别的地方的什么东西。我看不清。
前面没有任何人。
我们那截墙前面，昨晚上二车摆的几个空箱子还在，箱子上盖着一块冻得发硬的帆布。风把帆布的角卷起来一点，又放下，反反复复。这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样会动的东西。第二样是大刘的鼻孔。他睡着了，睡得很沉，呼出的气从驾驶舱那条缝里出来，成一条白线。
小吕没睡。他坐在后头，把同轴机枪的供弹机拆了，正拿一根干抹布擦。擦一会儿停一会儿，耳朵朝外面听听。看他这样，我也没开口。
太阳出来以后，那片地反光很重。老周每隔半小时就掀一下车长镜的护盖。看了几次，他报告都是一样的：“没人。”
这“没人”他说了四次。第四次的时候，他加了一句：“上面说今天不动。等。”
“等什么。”小吕问。
“等他们想清楚。”
“想清楚什么。”
老周没答。他把护盖放下，坐回去，从兜里摸出那半包被捏碎的烟，看了一会儿，又塞回去。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中午的时候，太阳正高，晒得炮塔内壁发烫。我把炮长镜的观察口调小，免得反光。大刘从驾驶舱里翻出来，换了个坐姿，顺手把车窗上的灰尘擦了擦。小吕把同轴机枪重新装好，问了一句：“今天是不是就这一趟。”
“这一趟。”老周说，“别乱想。”
“我没乱想。”小吕说，“就是觉得这不像打仗。”
“像什么。”
“像一个考试。”
老周没答。他看了小吕一眼，又看回外面。
下午三点左右，那截墙塌了。
不是被炮打的，就是塌了。它的东头那段本来就朽了，下面被我们车轮压松过，风吹着——反正就塌了。土块哗啦一声往下掉，扬起一大片灰，遮住东头那一段。墙倒下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有人放炮”。第二秒反应过来是墙，还是条件反射去摸击发键，摸到一半才停下。
大刘当时醒着，立刻坐直了：“怎么回事。”
“没怎么。”老周说，“墙倒了。”
四个人一块儿看那塌口。灰慢慢落下去。墙原来挡住的那一片露出来了——其实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就是另一片一样的野草和翻土。那台白车在远一点的地方，比刚才看着更远。
小吕说：“那墙好老。”
大刘说：“是。
我们四个人重新坐回去。车里一下子比刚才更静。
一直到傍晚五点多，命令才来。
二车从北边那条路回来。车头有点歪，炮管上挂的半截伪装网还没撕干净。它从坡下上来，在我们旁边停定。二车车长从驾驶舱里下来，踮着脚往我们车这边走，脸上带点灰，跟老周说了几句话。老周点了几次头，又往车那边的二车看了一眼，问了一句什么。二车车长说了一句，两个人都没再笑。
二车车长回身的时候，往我们炮口方向看了一眼。他在那儿站了一拍。然后没说什么，翻上自己的车。
老周回来，坐进车长位。他没有急着说命令。他把舱盖打开一点，让傍晚的风往里进一点，才开口。
“换班。二车回来守。我们回营地，补弹药，把炮检一遍。”
大刘打火。挂挡。
车调头往东。回去的路比来的好走。对面的天已经暗下去了，那几辆烧掉的车在背后慢慢缩，最后变成地上一排标点。半截墙从我们侧后方过去了，塌口那一片和没塌的地方看不出区别。再往前，我们刚来的那段田埂，一样荒，一样空。
回营的时候天彻底黑了。
炊事车还架着。一口大锅里剩着半锅稀粥，煮得发糊，锅边挂着米浆。大刘拿了四个饭盒，一人一个。每个人打得不匀。我这盒多一条咸菜，小吕那盒多一勺粥。老周蹲在车头，边吃边拿手电照着炮管上的布，把白天那半截拆下来的重新绕好。
小吕坐在履带板上，吃了两口，忽然说：“咱们这样，算打过仗了没有。”
老周咽下嘴里的粥，想了一下。
“不知道。”
他又想了一下。
“打过吧。又没打。”
大刘把饭盒里最后一口吞干净，头没抬：“那几辆车里面，有没有人。”
老周没直接答。他拿手电扫了一下远处那片黑处。然后把手电关了，揣进兜里。
“别惦记。”他说，“睡觉。”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
后来还是睡了。
第二天跟第一天差不多。第三天也差不多。第四天也差不多。以后差不多都是这样。
就是那趟上去又下来之后，我再也没问过“打没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