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天亮前到的。
我醒过来的时候，车场里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这台哈立德旁边，多了一台同型号的，炮塔上的漆比我们新，履带干净得跟没压过土一样。一个车组围着自己车在做事。四个人蹲在履带两边，按顺序检查负重轮、连接销、油管，一项一项，动作整齐得像手表。
我蹲在我们车旁边，拿牙缸接水，看他们看了好一会儿。
他们车长是个瘦高个，年纪大概三十五。穿的不是作训服，是标准战斗服，拉链拉到领子，袖口有袖口扣。他在车上走一圈，每隔两步就点一下头，像在对照一个只有他能看见的清单。检查完，他站到车头前，四个车组的人一字排开，他念了句口令，四个人齐刷刷蹲下、起身，动作一样。然后他才开口说话，声音不大，但咬字特别清。
“二号位置，各就各位。”
小吕从我们车里探出个头：“周哥，那谁啊。”
老周端着一碗稀粥，蹲在履带板上，看了那边一眼，没抬头：“一等车组。从东段调过来的。”
“什么是一等车组。”
“就是考试考得好的。”
小吕没听懂。老周也没解释，低头喝粥。
那天上午我们跟那个车组同路走了一段。
是上面让两车编成一个临时战斗小组，去西边一条乡道上巡一圈。他们带路，我们跟进。出发的时候，那个车组打火三次，前两次是故意熄的，他说“检查排气”，第三次点着了。我们大刘一次打火就着了，也没熄，直接轰了出去。那车长看了我们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
路上，他们车保持着五十米车距，不超不慢，炮塔始终朝向一个固定方向，遇到每一个岔路口都要停一下，车长从他自己的观察窗里扫一圈再走。我们老周不耐烦，跟了两次就跟上了自己节奏，大刘车速也散了。中间有个岔口，我们早拐了两分钟，他们车长从后面追上来，跟老周说：“两车要同步，间隔乱了。”
老周看了他一眼：“这边就一条路。放心，走不散。”
那车长没接话，缩回去了。
中午在一条干河旁边歇车的时候，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他们这个车组。四个人里，有一个看着像北方农村来的兵，个子矮，肩膀窄，但动作特别利索。他把同轴机枪的供弹机拆下来，摆在车头踏板上，一件一件擦，擦完重新装回去，整个过程没说话。另一个是炮长，一脸痘，蹲在河岸边拿小镜子校炮长镜，他看的那个镜子我瞄过一眼，比我车里那具清楚多了。他们车长坐在车尾，记东西。用笔，记在本子上。不是我们那种轮流在纸片上画两笔就完。
我从他们旁边过，看见他本子第一页有一行字：“三号行动，第一日，天气阴，能见度低。炮检正常。弹药二分之一基本量。人员状态正常。”下面是几个更细的项。
我回来跟老周说：“他们写日记。”
老周瞥了一眼那头：“他们写战备日志。”
“有什么区别。”
“战备日志要交的。”
小吕凑过来：“那咱怎么不写。”
“咱写谁看。”老周说。
下午行动的时候，我们走在他们前面。
前出一段路，他们那台车在右翼，我们主车在左翼。走了大概三公里，前面有一段两侧有矮树的路。老周让大刘减速，炮塔朝右偏。我刚在炮长镜里扫了一下右翼，就看见那台车已经把炮塔转向左边了。他们车长的指令特别清楚，通过车外喊叫传到我们车这边。他的意思是前方两百米可能有目标，让我们先停，他前探。
老周不回话。大刘减速，但没有完全停。
我们这台哈立德就停在路中间。他们在左前方五十米的位置压了往前。过了半分钟，我听到他们车炮响了一下。不是榴弹，是穿甲。那声音比我们的脆一些，可能因为他们炮膛更新。
我们这边没打。
那个车组又发了一个命令过来，是转弯，返回到我们车后方。我们老周这回跟了。两车倒过来，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过了那段矮树带，看见前面路正中有一辆被炸飞的自行车，旁边一个水壶，还有一个纸箱拆开的一半。一具尸体趴在一个小水坑旁边，没人动。他们车组从它旁边过，没有人探头。我们车从它旁边过，大刘也把头低了一下。
那天晚上两车回了营地。
第二天早上没动。那个车组照样早早上车，检查、点火、熄火、记录。我们车组还在早上七点多才起，大刘拿牙刷蹲在履带旁边刷牙。老周不催我们，他说今天没指令。
指令是下午来的。
老周接完电话，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他站在车旁边，没进舱，先对着我们车组说：“他们要调走。”
“调哪。”大刘问。
“西面。第二防线的侧窗。那边有个口子，他们要去守。”
“就他们一台。”
“他们连两台，另一台是轮式。”
“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
老周说完，往那个车组那边走过去，跟那个瘦高个车长说了一阵。两个人站在车头前面，说的都不多。最后那个车长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我只看见他站得特别直。
那天他走之前，来看过我们车一眼。
他站在我们车侧面，看了我们的炮管，看了我们的油压表，又看了我们剩的那发榴弹。他问老周：“你们就一发炮弹。”
老周说：“一发。”
他说：“不够。”
老周说：“够不够，看怎么用。”
他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想起来什么，回头补了一句：“如果明天你们经过西边那段，留意有地雷。是反坦克的。压的时候别猛打方向。”
老周说：“知道了。”
他的车走了。两台车一前一侧，往西面那条路拐过去。拐的时候，他们先减速，车头对正，拐弯角度都很标准。他们车尾灯亮着，走得不快，最后从车场门外的树线里消失了。
那一晚我们什么也没接到。
第二天我们被调去接一段轮流路口。到了下午三点多，我们车拐上西面那段路。那条路就是昨天那个车长说的，有地雷的那段。我们到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工兵在围路。
老周问他们怎么回事。工兵指了一下路那一边。我们顺着看过去。
路旁大概三十米外，有一辆我们这边那种型号的哈立德，跟那台一模一样的，倒在一处缓坡上。车头朝西，炮塔转了大概四十几度，炮管朝上，半截履带从负重轮上脱开，甩在一边的土里。车体这个角度不太对——不是翻，是完完整整地压在了一片反坦克雷上。前部往下陷，后半截翘着，像有人拿手按了一下车头，车尾往上翘。
车还在冒烟。
我调了潜望镜细看了一下。炮管还在，那门炮没炸。炮管内侧那圈烟熏过的黑还在，说明它打出去过。车身侧裙板上有几处崩开的坑。驾驶舱盖已经开了，没人爬出来。后座舱盖也开着，方向朝上。有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没带任何东西。
我试图看清那门上有没有贴编号。工兵已经在那附近拉线了，不让任何人靠近。
回到车里的时候，车里很安静。大刘没启动，手搭在方向盘上。小吕从后面探头出去看了一眼，缩回来，没出声。老周握着他的车长镜壳，看了前面一会儿，才把舱盖合上。
他不说话。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是昨天那台。”
“不是。”老周说，“是另一台。那个车组的第二台。”他说完停了一下，“他们连两台轮着守。昨天那台先上，今天这台换班。”
“那个瘦高个呢。”
“没看到。”
我们车没过去。老周把车往回带了三百米，从另一条路绕开。我透过侧窗看那台车在树影里越退越小，最后不见。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坐在履带板上。小吕在车里擦炮。老周蹲在我旁边，拿着那条皱巴巴的记录纸，没写。他就把纸摊在膝盖上，看了一会儿，又折起来。
“明天早上的指令下来之前，不管是谁在路上看见那门炮，不要去拆。”
“为什么。”
“他们那种人不希望有人去拆他们的炮。”老周说，“留着。就留着。等他们连里派人来收。”
那天以后，我们车打得更省了。
不是因为上面说省，是因为我们自己就省了。小吕有一次问他能不能多打一发，老周说：“打一发就够了。剩的留着。你要学他们，往前面多顶两公里，你等着那门炮还立着。”
小吕没接话。
我蹲在炮塔后面，把剩下的那发榴弹重新压回弹架。炮闩合上的时候响了一声，跟平时不一样。听起来有点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