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吴培康带着工匠们昼夜不停地赶工，终于在年前完成了第一批公共设施的建设。军堡街的两侧，一排排木屋整齐排列，每排之间留出三米宽的巷道，铺上了碎石和沙子，下雨天不会泥泞不堪。
街的尽头，靠近码头的位置，建起了一座两层高的木楼，底层是集市，摆了上百个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粮的、卖布的、卖日用杂货的，应有尽有。二层是淀家商行的办事处，几个账房先生坐在里面，打算盘的声音从早响到晚，噼里啪啦的，像在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
集市的东边，紧挨着河岸，是一座磨坊。吴培康从锦瓷镇请来了一个老磨坊主，带着两个徒弟，用风力推动石磨，一天能磨出几百斤面粉。磨坊旁边是面包房，一个法兰克斯来的面包师承包了这里，每天凌晨就开始生火，烤出一炉炉香喷喷的白面包和黑麦面包，趁热送到集市上卖。那个法兰克斯人不会说朔话，只会比划，但做出来的面包确实好吃，连薛牧之都忍不住隔三差五去买几条，回来蘸着肉汤吃。
集市的西边，是一排商铺，有铁匠铺、木工坊、皮匠作坊、裁缝铺、杂货店、药铺。铁匠铺的主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矮人，膀大腰圆，胡子编成两根辫子垂在胸前，打铁的时候光着膀子，汗珠顺着脊背往下淌，落在烧红的铁上，嗤嗤作响。他的手艺很好，打出来的农具锋利耐用，钉子和合页也结实，附近的农户都愿意来他这里买东西。木工坊是一个朔国老头开的，五十多岁，手艺精湛，会做家具、会箍桶、会造车，还会雕花，吴培康画出来的那些复杂的建筑构件，他看一眼就能做出来，而且尺寸分毫不差。
皮匠作坊在镇子的最北边，靠近一片小树林，味道实在太大，离得近的住户天天抗议，吴培康只好把它搬到那边去。皮匠是个康斯坦丁人，沉默寡言，整天穿着一件油腻腻的皮围裙，把那些生牛皮、羊皮、猪皮泡在臭气熏天的鞣制液里，泡上好几天，再捞出来刮毛、去脂、鞣制、染色，最后变成柔软的皮革，卖给裁缝铺做鞋子、做皮包、做腰带。大家对这个皮匠，又敬又畏。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天建成的。腊月那一个月，吴培康几乎没有合过眼。他白天在工地上指挥，晚上回到堡垒里画图纸，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画。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上全是灰，手上的皮肤被冻裂了一道道口子，但他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因为他看见了梦想正在一点一点变成现实。他曾经在康斯坦丁的帝国图书馆里读过那些关于城市建造的经典著作，读过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读过那些关于理想城市的描述。
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房屋，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充足的公共空间。他曾经以为这些东西只存在于书本上，存在于五百年前的康斯坦丁大帝国，存在于再也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可现在，他站在军堡的塔楼上，看着脚下这座正在生长的城镇，看着那些街道、房屋、集市、码头一点点成形，他知道，那个黄金时代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种方式，在这个被遗忘的河谷里重新开始了。
黄终瞿那段时间也忙得脚不沾地。他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骑着马在军堡和锦瓷镇之间来回跑，今天去官府办手续，明天去商行谈合作，后天去码头卸货，大后天又跑去周边的村庄收粮食。他的那艘陆行舰成了这个新兴贸易网络的核心，每隔三五天就满载着货物出发，沿着河谷一路向南，把军堡产的粮食、盐、铁器运到下游的各个城镇，再把下游的木材、石材、毛皮、药材拉回来。每一次航行都能赚到不少钱，但每一次航行也都伴随着风险。
河面上偶尔会飘来碎冰，撞在船底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两岸的芦苇丛里可能藏着土匪，冷不丁射出一支冷箭；甚至有一次，船队在下游的一个渡口靠岸时，被一群地头蛇拦住，硬要收什么“过路费”，黄终瞿二话不说，让人把船上的几门小炮推出来，炮口对着那群人的方向，那群人立刻作鸟兽散，跑得比兔子还快。
孙留茫也没闲着。他把自己的那些老部下召集起来，在军堡周围布下了三道警戒线。最外围是轻骑兵，骑着快马在河谷里来回巡逻，发现可疑情况立刻回报；中间是步哨，驻扎在各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监视周边；最内层是堡垒的守卫，日夜轮班，严防死守。他还让人在镇子的几个入口处设了关卡，盘查来往行人，防止奸细混进来。
这些措施让镇民们觉得很安心，他们知道，有这些兵在，那些土匪就不敢来，那些乱兵就不敢来，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一个都不敢来。
除夕那天晚上，薛牧之在堡垒的大厅里摆了几十桌酒席，请所有的军官、工匠、商人和镇民代表一起过年。大厅里点满了蜡烛，烧了十几个火盆，暖烘烘的，酒菜摆了满满一桌子，有炖肉、烧鸡、炸鱼、蒸包子、煮饺子、炒青菜，还有几坛从锦瓷镇买来的好酒。薛牧之站起来，举起酒杯，对所有人说：“今天是除夕，按理说，大家应该在家里跟亲人团圆。可你们没有家，你们的家被乱兵烧了，被土匪抢了，被那些当官的吞了。你们没有亲人，你们的亲人死在逃难的路上，死在土匪的刀下，死在饥饿和疾病里。你们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条命。”
薛牧之举起酒杯，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可我薛牧之在这里跟你们保证，从今天起，你们有家了。这个镇子，就是你们的家。这些房子，就是你们的家。这些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扛刀打仗的人，就是你们的亲人。来，干杯。”
酒杯碰撞的声音响成一片，像除夕的爆竹。
那一晚，很多人喝醉了。喝醉了的士兵搂着身边的兄弟又哭又笑，喝醉了的老农蹲在墙角唱起了家乡的小调，喝醉了的孩子趴在桌上睡着了，嘴角还挂着油光。
薛牧之也喝了不少，但他的酒量不错，还算清醒。他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楼下那些人的脸，看着那些被烛光照亮的笑容和泪水，突然觉得鼻子有些发酸。他想起苍玖，那个待他如父的老商人，苍玖没能等到这一天。
薛牧之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把涌上来的情绪压了回去。他睁开眼时，正好看见黄终瞿从楼梯口走上来，手里端着两杯酒，一杯递给他，一杯自己拿着。
“总兵，怎么一个人在这待着？”黄终瞿靠在窗框上，歪着头看他，“不下去跟大家热闹热闹？”
薛牧之接过酒杯，没喝，只是拿在手里转着圈：“老黄，你说咱们能在这里待多久？”
黄终瞿想了想，说：“能待多久待多久。巡抚那边虽然现在对咱们客客气气的，可谁知道哪天翻脸？西地王那边更是虎视眈眈，说不定哪天就打过来了。还有那些土匪，那些不服气的雇佣兵，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总兵，您说这些有啥用？过日子嘛，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先把今天的饭吃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薛牧之笑了一下 ，抿了口酒，缓了缓后回答道：“你说得对，走一步看一步。来，干杯。”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窗外的夜空中，看不见星星，只有厚厚的云层，黑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河谷里，军堡脚下，那些木屋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一片一片的，像河面上的碎金，暖暖的，亮亮的，让人觉得，这个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
元月里的那场大雪，把整个太宗河谷都盖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雪下了三天三夜，最厚的地方能没过膝盖，河面上结了冰，码头上停着的几艘小船的船舷都被冻住了。这种天气没法干活，工地停工，商路中断，连巡逻的骑兵都减少了出勤的次数，缩在堡垒里烤火喝酒，等着雪停。
可人闲着就容易出问题。雪停的那天早上，薛牧之还没起床，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吵闹声。他披上衣服走出去，看见孙留茫正站在堡垒门口，叉着腰，对着几个冻得满脸通红的镇民大声训话。
“怎么回事？”薛牧之走过去。
孙留茫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又气又无奈：“这帮家伙，趁昨天晚上下大雪，跑到人家地里去偷萝卜，被抓了个正着。您说他们图什么？伙房每天两顿粥，稠得能立筷子，还不够他们吃的？”
那几个镇民低着头，不敢说话。薛牧之看了他们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个人。老周头，一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带着一家六口从西地王那边逃过来的，住在镇子东边的一间木屋里，平时干活很卖力，从来不惹事。
“老周头，你说，怎么回事？”薛牧之的语气不重，但带着一种让人没法撒谎的威严。
老周头抬起头，嘴唇哆嗦了几下，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将军，不是我们嘴馋，实在是……实在是我那小孙子，病了三天了，吃不下东西，就想喝口萝卜汤。我们家里啥也没有，去集市买吧，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所以……”
薛牧之看向孙留茫。孙留茫叹了口气，小声说：“他孙子确实病了，赵大锤去看过，说是受了风寒，开了药，但药苦，孩子不喝，就想喝萝卜汤。伙房的萝卜都是配着粥一起煮的，整根的萝卜早就没了。”
薛牧之沉默了几秒，走到老周头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老周头，你偷萝卜，这是不对的。但你为了孙子，情有可原。这样吧，这次不罚你，但你也得记住，有什么事，先来找我，来找孙大人，来找黄大人，别自己偷偷摸摸地干。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帮你们解决问题的。”他转过身，对孙留茫说，“从仓库里拿几根萝卜，再去伙房要点肉，给老周头送过去。另外，让他孙子搬到堡垒里的医疗室住，那里暖和，赵大锤也好照看。”
老周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额头上沾满了雪和泥。薛牧之赶紧把他扶起来，嘴里说着“别这样别这样”，脸上的表情却有些难受。
等老周头走了，孙留茫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总兵，咱仓库里的萝卜也不多了。这一个冬天，光靠锦瓷镇那点粮食供应，根本不够吃。要不是咱们自己开荒种的那点菜顶着，早就断顿了。您说，巡抚那边是不是故意的？冬天库存不足，这种话您信？”
薛牧之没回答，只是看着远处那些被雪覆盖的屋顶，沉默了很久。
其实薛牧之心里清楚，巡抚不是不想给，是不敢给太多。一个手里有兵、有粮、有地盘的地方将领，如果连军饷都能自给自足了，那还要朝廷干什么？巡抚那点小心思，薛牧之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不戳破，因为戳破了也没用，该给多少还是给多少，不会因为他说几句话就改变。
“老孙，你说咱们要是自己弄条商路，把东西运出去卖，能行吗？”薛牧之突然问。
孙留茫愣了一下，烟斗从嘴里掉出来，落在雪地里，嗤的一声，灭了。
“总兵，您这是想跟巡抚对着干？”
“不是对着干。”薛牧之弯腰捡起烟斗，在衣角上擦了擦，递还给孙留茫，“是自保。你想想，咱们现在吃的、穿的、用的，全都靠锦瓷镇供应。要是哪天巡抚把这条路掐了，咱们这五六千人，还有那些投奔来的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总不能让他们再去喝西北风吧？”
孙留茫把烟斗塞回嘴里，吸了两口，发现火灭了，只好又从怀里掏出火折子重新点。他一边点一边说：“总兵，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怕……巡抚那边会觉得咱们在挖他的墙角，到时候撕破脸，对谁都没好处。”
薛牧之笑了笑，笑得很淡，但眼睛里有一丝锋芒：“老孙，你觉得现在巡抚跟咱们之间，还有什么脸可撕吗？”
孙留茫没说话，他知道薛牧之说的是实话。巡抚虽然表面上对薛牧之客客气气，见面就“薛将军”、“薛将军”地叫，但背地里的小动作一点都不少。
克扣粮饷只是其中一样，他还暗中跟锦瓷镇里的几个大商人通气，不许他们跟薛牧之做生意，违者重罚。可商人重利，薛牧之这边人多、钱多、机会多，那几个大商人哪里忍得住？表面上一口答应巡抚“绝不跟薛牧之来往”，背地里早就派了心腹跑来军堡，跟黄终瞿喝了好几顿酒，把价码都谈好了。
这些事情薛牧之都知道，但他不说，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巡抚也不会先动手。双方就这么僵持着，谁也不敢先迈出那一步，谁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一击制胜。
元月中旬，吴培康完成了城镇的第二期规划。这次他扩大了范围，沿着军堡街向外延伸，规划了四条东西向的大街和六条南北向的巷道，把整个镇子分成了十几个街区。每个街区的功能都做了明确的划分，东边是商业区，集中了集市、商铺、客栈、酒馆；西边是手工业区，铁匠铺、木工坊、皮匠作坊都在那边；南边靠近河边，是码头和货场，还有粮仓和盐库；北边是居民区，一排排木屋整齐排列，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院子，可以种菜养鸡。
规划图上最醒目的，是镇子中央的一个大广场。吴培康说，这个广场是镇子的心脏，将来可以在这里搞集市、办庆典、开大会，甚至可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避难所。广场的四周，他规划了几座重要的建筑。一座是镇公所，用来处理行政事务；一座是学堂，供孩子们读书识字；一座是医馆，赵大锤的医疗队可以搬进去，不用再挤在堡垒的过道里；还有一座是兵营，用来驻扎轮换的守军。
薛牧之看着那张规划图，心里既兴奋又发愁。兴奋的是，这座城镇正在从一张图纸变成现实；发愁的是，要完成所有这些建设，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现在连吃饭都紧巴巴的，哪来的钱去建这些？
“先建广场和学堂。”薛牧之指着图上的两处标记说，“镇公所和医馆，等开春之后再说。兵营不用建新的，堡垒本身就能住。”
吴培康有些不甘心，但他知道薛牧之说的是现实，只好点点头，抱着图纸走了。
学堂的建造速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消息传出去之后，镇里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男人搬木头、和泥巴、砌墙，女人烧水做饭、带孩子、给工匠们打下手，连半大的孩子都帮忙搬砖递瓦。不到半个月，一座宽敞明亮的木屋就矗立在了广场边上。屋子不大，能坐五六十个人，黑板是用木板刷上黑漆做的，桌椅板凳是木工坊的师傅们抽空打的，虽然粗糙，但结实耐用。
学堂开课的那天，来的人比预想的多了一倍。不只是孩子，连一些成年人都挤在门口，伸着脖子往里看。教书的先生是孙留茫帮忙请来的，姓李，是个五十多岁的落魄秀才，原本在锦瓷镇的私塾教书，因为得罪了当地的一个豪强，被赶了出来，流落到军堡，正好赶上学堂招先生，就来应聘了。李秀才的学问不算顶尖，但教孩子们认字算术绰绰有余，而且他为人认真负责，从不糊弄，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黄终瞿给学堂捐了一笔钱，买了纸笔墨砚，还让人从锦瓷镇定制了几十套启蒙课本，每本都工工整整地抄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站在学堂门口，看着那些孩子背着书包走进去，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略带苦涩的欣慰。
“老孙，”黄终瞿碰了碰身边的孙留茫，“你说咱们小时候要是有这么个地方，现在是不是也能中个举人、当个官？”
孙留茫瞥了他一眼：“你？中举人？你要是能把那满嘴的脏话和坏水收一收，说不定还真行。现在嘛，你就别做梦了。”
黄终瞿哈哈大笑，笑完之后，从怀里掏出鼻烟壶，吸了一口，连打几个喷嚏，嘟囔了一句：“做梦又不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