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太宗河谷彻底疯了。从堡垒塔楼上望出去，视野所及之处全是密密麻麻的屋顶。新盖的木屋、正在搭架的毛坯房、还没来得及拆掉的窝棚、临时支起来的帐篷，像一场不知节制的大雨过后从地里冒出来的蘑菇，挤挤挨挨地铺满了整个河岸，又从河岸一直延伸到缓坡上，再沿着那条新修的军堡街一路向南蔓延，几乎要碰到锦瓷镇最北边的菜园子了。军堡街两侧原本还算宽敞的巷道如今被各种摊位和临时建筑挤得只剩下一人多宽，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日用杂货的，还有那些刚搬来还没找到营生的人家，干脆把全部家当摆在路边，铺一块破布就开始叫卖，也不管有没有人来买，反正先占个位置再说。
空气中混杂着泥土、新锯开的木头、炭火、腌菜、牲口粪便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味。那是一个正在野蛮生长的小镇特有的味道，闻着粗糙，但有种让人安心的、生机勃勃的踏实。
薛牧之站在塔楼最高处的垛口后面，双手撑着粗糙的石墙，眯着眼睛看脚下这片混乱，表情介于欣慰和头疼之间，嘴角微微抽搐着，像是一个人同时塞了满嘴的蜜糖和黄连，咽也不是吐也不是。
黄终瞿不知什么时候爬上来了，手里端着那壶永远喝不完的康斯坦丁葡萄酒，靠在另一侧的墙垛上，歪着头看薛牧之的表情，看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总兵，您这表情，像是娶了个漂亮媳妇，结果发现她娘家陪嫁了一百只鸡和二百头猪。”
薛牧之没回头，声音闷闷的：“一百只鸡二百头猪我倒养得起，可现在这镇子里有四万多人，四万多人！我上哪给他们找吃的、找住的、找活干？老黄，你跟我说说，咱们三个月前不是还只有五千人吗？这一个月是怎么翻成八倍的？”
黄终瞿喝了口酒，咂咂嘴，擦掉嘴角的酒渍，慢悠悠地说：“总兵，这事您还真怪不了谁。您想想，去年冬天，那些流民从四面八方跑来投奔咱们的时候，是您亲口说的，谁来都给口饭吃，谁来都给块地住。那时候您可没说限五千人啊。您那话说出去，就跟把一袋粮食倒在蚂蚁窝旁边一样，不招来几万只蚂蚁才怪。而且您这名声越传越离谱，有人说您是太宗皇帝转世，有人说您是康斯坦丁那边逃来的王子，还有人说您其实是个精灵，因为犯了事被赶出来的，专门跑来朔国避难。那些老百姓哪管是真的假的，他们只听说这边有饭吃、有地种、没人欺负，跑得比兔子还快。”
薛牧之转过身来，脸上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终于绷不住了，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走下塔楼，穿过堡垒底层的走廊，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走进正在修建中的城镇。
军堡街两侧的工地上人声鼎沸，几百个工匠正在同时忙碌着。有砌墙的、锯木头的、和泥的、挑水的、推独轮车的，每个人都灰头土脸，但每个人都干得热火朝天。吴培康站在街角临时支起来的一张木桌前，手里拿着一卷画得密密麻麻的图纸，正对着几个工头比比划划地讲解着什么，语速快得像连珠炮，工头们听得频频点头，但薛牧之走近了一听，发现那些工头其实压根没听明白，只是不好意思说不懂，一个劲地“嗯嗯嗯”地应付着。他忍住了没揭穿，继续往前走，走到镇子南边正在修建的城墙工地上。
孙留茫正蹲在城墙地基旁边，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他旁边站着几个穿着皮甲、腰上挂着刀的军官，都是他手下的老部下，此刻正一脸严肃地盯着地上的线条看。薛牧之走过去，蹲下来，发现孙留茫画的是城墙的剖面图，虽然画得歪歪扭扭的，但关键的结构都标出来了——基座、墙体、垛口、射击孔、暗门、排水槽，连城墙内侧的登城坡道都画了两条。
“老孙，你这画工，跟老吴学的？”薛牧之蹲在旁边，伸手在图上点了点，“这个垛口是不是画反了？开口应该朝外吧？”
孙留茫抬头看了他一眼，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灰：“总兵，您就别笑话我了。老吴画的图我看不懂，那上面全是康斯坦丁字，还画了一堆横平竖直的线，我哪知道哪是哪？我这图是我自己琢磨的，虽然丑了点，但起码我手底下的人能看懂。再说了，咱这城墙又不是要修得跟泰同的城墙一样，能挡住土匪的刀枪就行，又不是防攻城炮。”
薛牧之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不再问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块旧怀表看了一眼，已经是下午申时三刻了，太阳开始往西边偏，把城墙工地上那些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对孙留茫说：“今天先干到这，让兄弟们收工吧，明天一早接着干。另外，你让那几个管账的文书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他们说。”
孙留茫应了一声，站起来朝工地那边喊了一嗓子：“收工了！收拾东西，明天卯时三刻集合！”工地上那些埋头干活的人纷纷直起腰来，有的伸懒腰，有的捶背，有的开始收拾工具，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歇气。
薛牧之看着他们，心里默默算了一下，光这城墙工地上就有一千多人在干活，再加上修路、修水渠、修码头、修房子的，整个军堡镇加起来至少有七八千人在同时施工。这么多人，每天光吃饭就是一大笔开销，更别说还要发工钱、买材料、管吃住。虽然他用的是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的钱不多，但架不住人多，每天从账上流出去的铜钱哗哗的，像河水流过一样，拦都拦不住。
当晚，薛牧之在堡垒底层的办公室里，对着几本厚厚的账册，和那几个管账的文书一直算到深夜。算盘珠子的碰撞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蟋蟀在夜里鸣叫。
算到后来，一个年轻的文书实在撑不住了，趴在桌上睡着了，口水把账册的一角洇湿了一大片。薛牧之看了他一眼，没有叫醒他，只是轻轻地把那本账册从他胳膊底下抽出来，拿袖子擦了擦上面的口水，继续往下翻。
到了三月底，城墙的雏形终于立起来了。那是一道用黄土和碎石混合夯筑的矮墙，高约两丈，底部宽约一丈五，顶部收窄到八尺左右，外面还用木桩和竹篾编了一层临时护墙，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换成石料和砖块。城墙上每隔五十步设一个瞭望台，用原木搭成，台顶有遮雨的草棚，棚下放着铜锣和火把，还有几个给守夜士兵坐的矮凳。城门设在南面，正对着通往锦瓷镇的大路，城门洞做得不算大，刚够两辆牛车并排通过，门扇是用三寸厚的橡木板拼成的，外面包了一层铁皮，钉满了拳头大的铁钉，看着就结实。门洞上方开了一个“谋杀洞”，洞口正对着城门内侧，守军可以从上面往下泼滚油、扔石头、射箭，给冲进城门洞的敌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虽然薛牧之觉得短期内应该用不上这些，但吴培康坚持要修，说“有备无患，总比要用的时候没有强”，薛牧之也就由着他去了。
城墙合拢的那天，整个军堡镇的人都跑出来看。老头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路边，小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伸着脖子往那边瞅，连那些平日里忙着做生意的商贩都暂时放下了手里的活计，挤在人群中朝南边张望。
当最后一锹黄土被填进城墙的缺口，两个工匠合力把那块写着“军堡镇”三个大字的木制匾额挂上城门洞的上方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有人在鼓掌，有人在喊“薛将军万岁”，有老人抹着眼泪说“这辈子没想到还能看见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还有人当场跪下磕头，被旁边的人笑着拉起来，说“别磕了别磕了，将军又不在跟前，你磕给谁看”。
薛牧之站在城墙上，看着脚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说什么都轻飘飘的，最后只是转过身，对身边的孙留茫说：“老孙，从明天开始，登记造册的事情全面铺开。把镇子里所有能写字的文书全部调过来，不够的话从锦瓷镇雇，花钱雇也行。一个月之内，我要知道这座城里到底住了多少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种地的做工的做买卖的，都得给我记清楚。记不清楚的，一律没有户籍，没有户籍就没有宅基地，没有宅基地就没有房子住，没有房子住就得走人。”
孙留茫愣了一下，烟斗差点从嘴里掉出来：“总兵，您这不是……这不是逼着他们来找咱们登记吗？”
薛牧之点了点头，嘴角露出一丝不太明显的笑意：“对，就是逼着他们来。不逼不行，现在人来得太快了，咱们要是不把户籍管起来，再过两个月，这城里住了十万人咱们都不知道。到时候怎么收税？怎么征兵？怎么分地？怎么抓奸细？总不能全靠猜吧？”
孙留茫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不再问了。他把烟斗重新塞进嘴里，用力吸了一口，火星在烟斗里明灭不定，映着他那张被日头晒得黑红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