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石门关——邮路不能断——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睡在投递点的行军床上。我爹跑长途的前一夜，都睡这儿。
床面的帆布中间塌下去一块，是他睡出来的。我躺进去，四边都空着。
床头的墙上贴着一张地图，县邮政局印的，早叫他拿红笔改得不成样子了。哪段便道雨季要塌，哪个垭口背风能歇脚，都做了记号。白茫垭口旁边画了个小三角，写着三个字：看天气。
地图下面挂着他的旧胶鞋。鞋底的纹路里还嵌着碎石子。
窗台上扣着一只碗。他每回出门之前喝完茶，就把碗倒扣在那儿，回来再翻过来用。这一只已经扣了十来天，没有人去动它。
他改图我见过。那年我十三，踮起脚刚够得着地图的下沿。他总是夜里改，跑完长途回来，就着灯补上一笔，哪儿的便道叫水冲了，哪座桥少了两块板。补完往后退半步，看一看，才把笔帽扣上。
我问他，局里印的图你乱画，领导不骂？
他说，图是死的，路是活的。骂就骂吧。
地图右下角有一行铅笔字，让手指头磨得发灰了：独吾初二，鞋码四十。
那两年我的脚长得快。他怕忘了，胶鞋得买大一号。
独吾这个名字是我妈起的。她是山外头嫁过来的，不会起这边的名字。她走得早，留给我的就这么一个名字，还有一副她自己织的毛线手套。
＊＊＊
半夜，里屋的门轴响了。我闭着眼没动。
赵站长蹑手蹑脚地出来，往炉子里添了两块柴，在我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拿起货架上的卫星电话，按亮了看看，又放回去。电是满的，下午他已经看过两回了。
回屋的时候他没把门关严，留了一道缝。夜里有事，喊一声他听得见。
我睁着眼躺到挂钟敲过一点，爬起来清点邮包。
这是规矩。以前干这个，我手上快，心思不在信上，在山外头。
县一中我考了三年。
头一年差九分。我爹说，再来。
第二年差两分。我爹说，再来。
第三年发榜，我的名字在红纸的倒数第二行。我从头看到尾，看了三遍才敢认。拿到通知书那天，我从县城一路跑回来，六十里地，跑掉了半只鞋底。
我爹正在捆邮包。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才接过去。看完，叠好，还给我。
“邮路不能断。”
就这一句。他没说你不能去，也没说你去吧。
可我听得懂。投递点只有他一个正式工。县一中要住校，一个学期的花销抵他三个月工资，这还不算什么。要紧的是他得送我去报到，一来一回，这条线就得停上好几天。再往后呢？他总有跑不动的那天。白茫寨的信谁送？
他那句话里没有主语。邮路不能断，没说是谁的邮路。
当天晚上，我把通知书塞进了灶膛。纸边卷起来，变黑，一下子就没了。
他就站在门口。没拦，也没劝。
后来我老是想那一下。他只要伸手抢一把，哪怕只是喊我一声，我多半就不烧了。
可他没有。
主意让我自己拿，火气也让我自己咽。从那以后，我们俩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顿说不上三句话。
现在轮到我捆这个包了。
＊＊＊
信，二十七封，照原样捆成三摞。
干粮，糌粑两斤，风干肉半斤，酥油一块，拿油纸包好。
备用油五升，捆在货架右边。防滑链两副，一副装在车上，一副捆货架左边。链扣是赵站长下午一个一个捏过的。
卫星电话贴身放，这个是命。电话是赵站长从县里租来的，押金八百，他垫的，收据叠成四折压在登记簿底下。他说回来再报销。报不了的，我知道。这钱他打算自己认了。
我装一样，核一样。装到包底，手碰着了那封信。
乡里的电十点就停了。我把它拿到煤油灯底下。
封口不对劲。
牛皮纸信封是拿浆糊封的，封得很死。可是封口那一道，纸的颜色比别处深。我用指甲轻轻挑了一下。浆糊有两层。底下一层是老的，已经起壳了。上面一层是新的，还有点发潮。
这封信被拆开过，又封上了。
除了我爹，不会有别人。
我捏着信封在灯下坐了很久。雪粒子打在新钉的塑料布上，沙沙地响。
他在半路上把自己的信拆了，改了点什么，又封起来。改的是哪一句？一个替别人写了二十年信的人，轮到给自己写，写完了还要返工？
这不像他。我爹做事从不回头。捆好的邮包，他不拆第二回。有一次我往里多塞了一封信，把顺序弄乱了，他宁可全部解开重捆，也不许我抽出来硬塞。
可这一回，他拆了自己的信。
我把信放回包底，压在二十七封下面。红绳抽紧，打双套结。
这个结是他教的。他说，双套结越勒越牢，到了地方，一拉就开。
＊＊＊
天还没亮透，我把嘉陵70从棚子里推了出来。
这车比我岁数大。排量七十二，四个挡，脚踏启动。平路上拧到底能跑七十，上坡的时候，谁也别指望它。油箱上磕出过一个坑，他拿红漆描了，现在漆比铁皮还旧。
我把链条从头到尾捏了一遍，又按了按两个轮胎。这一套是看来的。他每回出门前都这么捏，捏完点一下头。我捏完了，不知道该不该点头。
赵站长夹着登记簿出来了。昨天扣错的那颗扣子，今天扣对了。他翻到一页，把钢笔递给我。
“签字。”
“签什么？”
“临时代投委托书，县局传真过来的。二十七封，你领走的。少一封我找你。”
“那一封呢？”
“哪一封？”他把登记簿合上了，“我没看见。”
他夹着簿子回了屋。
我喝完茶，把自己的碗扣在了窗台上，挨着那一只。
头盔也是他的，里衬磨秃了，戴上去晃。我往里垫了一条毛巾。
拉上风门，踩了三脚，没着。
“给点面子。”我说。
第四脚，它咳了两声，醒了，排气管突突地往外喷白汽。
窗户开了，赵站长探出半个身子。
“五点！电话！”
我抬了抬手，没回头。回头的话，我怕他再加一条。
乡道上的雪叫早起的车压出两道黑印子。路边人家的炊烟是直的，还没被风吹歪。井台边背水的女人直起腰看我，看我背后的邮包，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没有打招呼。
全乡的人都认得这个包。
包不重。车一颠，它就在我腰上撞一下。
出了云岭乡，山一道比一道高。雪线以上什么颜色都没有，只剩下白。
第一道垭口到了。铁皮牌子上的红字早就褪成了粉色：石门关，海拔三千八。
牌子底下有个玛尼堆，是过路的人垒起来的。堆上有几块石片是斜着放的，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个摆法我认得。他码柴火也是这么码。
我爹嘴上说，邮差过垭口不垒石头，垒了耽误工夫。可是他每一回路过，都要下车，往上添一块。
十二岁那年我问过他。不垒是你说的，垒的也是你。
他说，这不是求平安，是给后头的人留记号。石头在这儿，就是说前头有人走过，活着过去了。
我把车支好，在路边捡了一块石头，放了上去。
石头不大，棱角硌手。
风从垭口那头灌下来，经幡响成一片。我把邮包的肩带收紧一格，拧了油门。发动机的声音在山谷里滚了一圈，又滚回来。
过了石门关，乡道就成了山道。雪上再没有车辙，白生生的一条，斜着往天上去。后视镜里，云岭乡那一小片灰屋顶缩在山褶子里，越来越小。
三天。
我爹跑一趟，是三天。我跟赵站长说的是五天。
包在背后撞了我一下，好像有话要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