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白茫寨——出去的信——
天还没亮，班久就起来了。我听见他在堂屋里生火，听见打茶筒一下一下地响。
等我出去，糌粑已经捏好了，风干肉切了一盘。
“吃了再走。三十里不算远，也不能空着肚子。”
我吃的时候，他交代了三件事。
头一件，白茫寨的盐好，回来给他带一包。你爹每回都带。
第二件，办完事就回头，别在寨子里耽搁。雪说来就来。
第三件，他朝天上指了指。天上一丝云也没有。
“好天。好天也别信。垭口上的天，翻的是另一本历书。”
临走，他拿布把那只搪瓷缸子包好，塞进我的邮包。
“带上。你爹的东西，陪你走完你爹的路。”
我推车出了门。班久站在门口，没有跟出来。
“你爹不叫我送。二十年，一回没送过。你，我也不送。”
骑出去十几米，我回头看。他还站在那儿，帽子拿在手上，狗蹲在他脚边。
拐过一个弯，我又回头。他还在。
狗没有跟上来。狗也知道我是个要走的人。
＊＊＊
俄热到白茫寨的这三十里，是我爹的院坝。
路顺着河谷走，又平又宽，冬天冻实了，很好骑。图上这一段，一个字也没有。
赵站长说，他闭着眼都走得到，用不着标。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不是用不着。是标上去，这就成了公家的路。不标，它是他自己的。
一个人跑二十年邮路，总得给自己留一点什么。月亮垭上他不放石头。这三十里他不写字。留下来的就这么两处。
河滩上的牦牛看见车，也不躲，抬起头慢慢地看。冬牧场的草一直黄到根，上头压着霜。太阳一出来，满河滩冒白汽。
过一片冰滩的时候，车轮打滑，我下来推。冰底下有水声，淙淙的。这么冷的天，它居然没冻死。
我骑得不快。白玛骑着阿炭走在前头，隔着半里地。这一段她没有等我，也没有催我。
去的时候，这三十里是到头。回的时候，这三十里是回家。我爹在这一段是怎么个骑法？去的时候大概是快的，前头有人等信。回的时候呢？
我掰着指头算他的三天。去一天半，回一天半。他在这三十里上没有磨蹭的工夫。
他磨蹭的地方只有两处。月亮垭的顶上。东头第三家的门口。
赵站长那句话我也嚼了一路。
过渡期，可以委托愿意走的人。
愿意走的人。
我十八。通知书烧了。照我爹跟人讲的，我这辈子本来是要走到雪线外头去的。
可是这七天，他的路一寸一寸地进到了我的骨头里。膝盖疼是它，指头破了是它，拇指按进喇叭上那个坑，也是它。
愿意走的人是谁？
这几个字我嚼到嘴里没了味，还是咽不下去。
＊＊＊
转过一道河湾，白茫寨就在前头。
几十座碉房挤在河谷宽出来的一块台地上，房顶的经幡连成了一片。村口有一座白塔，塔尖上顶着雪。十几家的烟囱在冒烟，烟笔直地上去，到半空才叫风按弯。
七道垭口。我爹跑了二十年。我跑了七天。
到了。
我在村口下了车，把地图掏出来，看了最后一眼。
卓嘎，寨子东头，第三家。
底下是我自己添的那一行。
我把图揣回去，推着车进村。
先进村的是发动机的声音。
然后是狗。然后是人。
俄热十几户，白茫寨一百来口。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人同时从屋里出来。他们站在路的两边，看我，看大衣，看车。
没有人出声。
一个拄拐的老阿爸走到我跟前，看了半天。
“洛桑的——”
“我是洛桑的儿子。我爹没了。雪崩，白茫垭口，快二十天了。”
人群更静了。老阿爸的拐棍在地上点了点，没点出声音。有人摘了帽子。有个老阿妈手里的念珠忽然捻快了。
“信呢？”老阿爸问，“信在不在？”
“在。二十封，一封没少。有一封在路上进过水，我一会儿当面交代。”
“好。”他说，“人没了，信在。洛桑家的，行。”
他领着我往寨子里走，边走边说。
“二十年前，洛桑头一回进这个寨子，是我接的。那天也冷。寨子里的狗追着他咬。他站着不动，说，认认我，往后我年年来。”
“后来呢？”
“第二年，狗就不咬了。”
一个汉子从人堆里挤过来，说他当年念书的学费单，是洛桑送到家门口的。如今他儿子的单子，也是。
“两辈人的单子，走的是一条路。”他说，“洛桑没了。路呢？”
“明年九月隧道通车，邮车直接开到俄热。”说话的是白玛，“县里的文件都下来了。”
“那这一冬呢？”汉子问，“开了春呢？”
没有人接这句话。白玛没有。我也没有。
房顶上的经幡哗哗地响。
＊＊＊
白茫寨的信，我送了一个晌午。
白玛一进寨子就不见了。她说她回家翻户口本，叫我送我的信。
外头打工的人寄回来两封信，我一封一封念。念到第二封，那家的老阿妈说，娃，再念一遍。
我又念了一遍。
“你念信跟你爹一个腔。”她说，“一个字一个字的，不抢。”
她不知道，这个腔是我七天里头学来的。
虫草款的回执最多，十几张，要一家一家对名字，按手印。有四张湿过边，我一张一张指给人家看。有个老汉把他那张举起来对着太阳照了照，说，字在，章也在，行。
还有一本新上的户口本。是个男娃，生在雪崩前后那两天。
他阿爸把本子翻开给我看。大名是落户的时候乡上的干部帮着起的，端端正正印在上头。
“大名有了，小名还空着。我们这儿的娃都得有个小名，好养。”他说，“你识文断字，给起一个。”
我哪里会起名字。
我想了半天。
“带个‘路’字吧。”
他阿爸念了两遍。路。路。
“阿路。好。路上来的名字。”
＊＊＊
最后去的是教学点。
一间石头房子，门口挂着一块木牌。老师姓周，山下来的，戴眼镜，在这儿教了四年书。七个学生，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六岁。
我把那封信拿出来，没有马上递过去。
“周老师，这封信我拆过。”
屋里一下子静了。
“前天在乱石坡，我摔了车，邮包进了水。信封泡开了，里头的纸粘在一起，不拆要捂霉。我拆了，烤干了，没有看。有人见证，记在投递清单上。”我把清单翻过来给他，“花了四张。有一张全花了。”
周老师看了看清单背面的那几行字，又看了看封口上的“破损重封”。
“谁见证的？”
“白玛。”
“哦。”他点了点头。这两个字好像比我那一大段话都管用。
信封打开，娃娃们围了上来。烤干的纸有点发皱，蜡笔画倒是鲜亮。分到最后，一个扎两根小辫的丫头捏着一张纸，翻过来，又翻过去。
纸上只剩下一团一团的蓝。最底下有两个字还认得出来。
“拉珍？”
她抬起头，眼睛里已经有水了。
我蹲下去。蹲下去才发现，我不知道一个邮差该怎么跟一个八岁的收件人说话。
“这一张是我弄花的。不是给你写信的人写得不好。她写了满满一页。是我摔了车。”
拉珍的嘴瘪了一下。
“她写了什么？”
“不知道。我没有看。”
“那我怎么回？”
这个我在路上想过了。
“你回信问她：你上回写了什么，再给我写一遍。这封回信我带出去，到了山下小学，我当面交到她手上，跟她讲清楚是邮差弄花的。等她的信再来，我头一个送给你。”
拉珍想了一会儿。
“你要跟她说清楚。是你摔的。”
“是我摔的。我说清楚。”
她拿袖子抹了一把眼睛，回到座位上，趴下就写。
周老师在我背后轻轻说了一句：
“‘等她的信再来’。你刚才说的。”
我说了吗。
＊＊＊
信送完，我的口袋又满了。奶渣，饼，煮鸡蛋。有个娃娃往我的车把上挂了一串冻梨。
“我阿爸讲的。邮差来了，要喂。”
要喂。说得跟喂牲口一样。
可是我爹在这条路上，就这么被人喂了二十年。
＊＊＊
“拉姆家在哪儿？”
拉姆是曲珍的表姐，嫁过来三年。两个娃，大的背着小的。
她听说我从河谷那边来，劈头就问：我阿妈好不好？我姨好不好？
“都好。我在曲珍阿姐家喝了茶，吃了她的烙饼。她家闺女穿护士服的相片，挂在墙正中间。”
“路上走了几天？”
“七天。”
“洛桑阿爸三天就到了。”她摇摇头，“三天。你说他急什么。”
我走到第七天，才稍微懂了一点。
急的不是他。是这条路。雪一直在他后头撵着。
我把曲珍的话带到了。又告诉她，赶马的阿爸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河谷，他说要替她跟曲珍报一声平安。
拉姆听完先笑了，笑着笑着就去抹眼睛。
“三年了。我认的汉字不够写一封信。上一趟洛桑阿爸来，我说托你带句话。他说，带话不如带信，下趟来，我替你写。结果……”
“我爹欠你一封信。”我说，“我替他还。”
在拉姆家的火塘边上，我写了这一路上的第二封信。
我拿出铅笔等着。拉姆张了张嘴，卡住了。三年没跟娘家说过话，头一句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写，阿妈，见字如面。”
这四个字，我写得比别的字慢。
她说一句，我写一句。
说到“两个娃都好，大的会放羊了”，她说不下去了。
“这一句写不写？”
她想了想。
“写上吧。这一句是真的。”
写完，她从柜子里翻出一双羊毛袜子，新织的。
“捎给我姨。”她又翻出一双，“这双给你。雪线上跑的人，费袜子。”
信折好，装进信封。地址我写的是：河谷，曲珍家转。
它跟别的信方向是反的。它是往外走的。
寨子里的人听说邮差也收往外寄的信，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家。虫草款的单子，学费的回执，给外头人的信。
班久说得对。这个寨子，出去的多，进来的少。
进来的，我送到了。出去的，我带走。
临走，我问拉姆：
“寨子东头，第三家，怎么走？”
她看了我一眼。
“卓嘎阿妈家？你……”
没有卓嘎。六十三年没有。一百来口人里没有。
原来就这么容易。问对了人，一句话的事。
“有她一封信。”
拉姆把小的那个娃从大的背上接过来，自己抱着。
“我带你去。到了门口，你自己进。”
＊＊＊
东头第三家是一座小碉房，比别家矮一层。
门口扫得很干净。门边有一条石头凳子，凳面磨得发亮。门上挂着羊毛门帘，帘子边上原先绣着花，现在磨得只剩一点线头。
拉姆在路口站住了，不再往前。
路口的石头上坐着一个人。是白玛。怀里鼓鼓的，揣着一个布包。
“拿到了？”
“拿到了。”她拍了拍怀里，“户口本，毕业证。学费到了乡里，拿阿爷的虫草款回执去信用社取。”
她朝那扇门抬了抬下巴。
“去吧。我在外头。”
“你不进？”
“又不是我的信。”
我一个人走过去，敲了敲门框。
里面有人应。声音很老，很慢。
“洛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