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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里的蝉鸣日报社记者工作站，像一盏藏在深巷里的旧灯笼。
门面不宽，夹在一家已经打烊的文具店和一家门脸半开的五金铺之间。没有明显的招牌，只在门楣上方挂着一块暗铜色的小牌子，上面刻着四个字——“蝉鸣日报”。字迹已经被雨水和岁月磨得有些模糊了。雨幕从屋檐上淌下来，像一道细密的帘子，把门前的台阶和街道隔成两个世界。屋里的灯光透过沾满水汽的玻璃门，在地上漏出一片暖黄色的光晕。
常乐风推开玻璃门，门轴发出一声细小的吱呀，带着老建筑特有的涩滞。门内的空气迎面扑来，带着一股混合了咖啡、旧纸和木制家具的气味，干燥而温暖，和门外潮湿的雨夜形成了明显的边界。他走进门，风衣上挂着的水珠在门槛处滴落了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前厅不大，布置得像是酒店大堂和咖啡茶座的结合体。靠窗摆放着几组旧沙发，浅棕色的皮面磨得发亮，边角露出底下的棉麻织纹。沙发之间的茶几上放着几只白瓷杯和一只细颈玻璃花瓶，花瓶里插着几支干花，色彩褪成了淡黄。吧台在进门右手边，台面是深色的木料，经过长年擦拭已变得光滑，台沿被磨出了温润的弧度。吧台后面的墙上钉着一排木格子，格子里摆着各种茶叶罐和咖啡豆罐，罐身上贴着标签。旁边的书报架上夹着一叠昨天的《蝉鸣日报》和一些杂志，报纸的纸边已经有些卷曲。
吧台后面坐着一个女生。
她大约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袖子推到小臂中段，露出的手腕上挂着一串菩提子手串，已经被盘得颜色发沉。她的头发扎成一颗宽松的丸子头，几缕碎发垂在耳侧，脸型圆润，带着一种生活作息健康的人才有的肤色。她面前摊着一本合起来的漫画单行本，手指还夹在书页中，听见推门声便抬起头来，眼神从漫画里的世界切换到现实世界，花了一两秒。她看着常乐风湿漉漉地站在门内，水珠顺着他的风衣边缘往下滴落，眉毛微微挑了一下。
常乐风走到吧台前，从风衣内侧口袋掏出一个黑色的证件夹，放在台面上：“给你，这是我的记者证。”
站长——姑且这么称呼她——放下漫画，接过证件夹，翻开看了一眼。她看了看证件上的照片和钢印，又看了看常乐风的脸，来回比对了一遍，点点头，把证件夹合上，放进抽屉里。她的动作熟练而随意，像是已经做过无数次。她问：“好的，你要住房么？”
“来一间，安静一些。”常乐风说。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点被雨水浸过的沙哑，但语气平淡而自然。
站长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登记簿，翻到空白页，提笔写了几栏，又问：“好的，你要什么茶？”
“红茶，热的，暖暖身子。”
站长放下笔，站起身，走到吧台左侧的小炉灶边。她拉开玻璃门，从茶叶罐里取出一小撮红茶，放进白瓷壶里，提起已经烧好的热水注入壶中。茶汤很快在壶底晕开，一缕深红色的颜色慢慢扩散，随着水流悠然旋转。她将茶壶和一只洗净的茶杯放在木质托盘上，端出来，走到沙发间，搁在常乐风身旁的茶几上。她没有急着离开，顺手将茶几上那几只空杯收走了，又用湿巾将桌面的水痕擦了一下。
常乐风在她弯腰擦桌子时，目光落在她刚放在吧台边上的那本漫画封面上——封面画着几个动作夸张的卡通人物，其中一人表情故作神秘地竖起食指，一指抵在唇前，画风明快而夸张。他收回目光，说了句：“你在看什么漫画？”
站长收好湿巾，直起身来，顺着他的视线看了一眼漫画封面，笑了一下。那笑容是下班后聊起闲事时才有的松弛，语气里带着一点自嘲：“《间谍过家家》。也就图一乐，这东西离我们都很远，你说是吧。”
她说这话时，灯光的暖黄色从头顶落在她脸上，神情无辜而坦然。常乐风没有流露出任何异常的表情，他端起茶杯，低头吹了吹热气，语气平淡地附和道：“是，是。”
站长没有察觉他话语里有什么弦外之音，只是满意地点了点头，重新回到吧台后面坐下，翻开漫画继续看。茶壶里的红茶散出温热的香气，混着窗外雨声打在玻璃上的低哑声响，让整个前厅的氛围显得格外安宁。
几分钟过去。常乐风喝了几口红茶，将茶杯放回托盘上，靠在沙发靠背上，听着雨声。对面的站长翻了几页漫画，又打了一个哈欠。那个哈欠又长又深，像是从五脏六腑里冒出来的疲倦，她打完哈欠后，眼角都挤出了一点水光。她低下头眨了几次眼，又继续看漫画，但手指翻页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又过了几分钟，她又打了一个更大的哈欠，这次连腰都跟着塌下去了，她用手掌掩住嘴，含糊地说了句：“唔……怎么这茶越喝越困啊。”
常乐风没有动，目光从窗帘缝隙落在窗外那片暗沉的雨夜，声音平平地开口：“你睡一会吧，我替你看一会，估计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来了。”
站长揉着眼角，想了想，又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困意占了上风。她站起身，理了理衣摆，走到吧台内侧那扇通往客房的短廊入口，又转过身来，压低声音，带着一点请求的语气：“好的，别跟我上级说啊，拜托了。”
“放心。”常乐风说。
站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走进短廊，推开一间客房的门，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嘴里小声嘟囔着：“一定是昨天熬夜看漫画看太晚了……明天可不能这么看了……”她的声音逐渐低下去，客房的门随即合上，从里面传来锁舌落进锁扣的轻响。
之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前厅里只剩下常乐风一个人。
他没有立刻动。他坐在沙发座上，维持着刚才的姿势，听了一会儿客房方向的动静——没有脚步声，没有翻身的声响，只有雨声和冰柜低沉的嗡嗡声。他慢慢放下手中的茶杯，站起身，走到吧台前。
他把茶壶里剩下的红茶倒进了水槽。深红色的茶水顺着下水口旋转着消失。他拧开水龙头，清水冲刷着壶壁，将残余的茶色一点一点洗去。他拿起站长刚才用过的那只茶杯——杯沿上留着一枚淡色的唇印——他握着杯柄，用海绵和清水仔细擦拭了杯口和杯壁，又将茶托和那只他自己用过的白瓷杯一并清洗干净。他将洗好的茶具倒扣在滤水架上，用干布擦干台面，没有留下一点水渍。
做完这些，他回到沙发座上。他从风衣内侧口袋里取出一个扁平的深棕色小铁盒，拧开盖子，里面整齐地躺着几颗干枯的、泛着微褐色的球状果实——罗汉果。他取了一颗，放进已经洗净的白瓷壶里，提起水壶接上冷水，按下加热键。没有再用这里的茶叶。
水渐渐烧热，壶咽里开始传出细微的咕嘟声。罗汉果在热水中慢慢舒展，颜色从干褐色析出，将清水染成一壶淡琥珀色的茶汤。一股清润的、带着微甜的草本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和刚才红茶的醇厚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气息。
他坐回沙发，给自己倒了一杯。透明的茶水从壶嘴流进白瓷杯中，泛起一圈细小的涟漪，透过瓷壁隐约可见淡金色的光。他抬头向窗外看去。
雨还在下。整条街被黑暗和雨幕淹没了，路灯的光被水汽晕开，成了一团模糊的黄色光晕。远处偶尔有警车驶过，红蓝警灯在雨中旋转着掠过墙面、路面和窗户玻璃，如同夜海中游过的渔船灯影，一闪而逝，又重新归于黑暗。那些警灯来自不同的方向，有的停在警察医院那边，有的朝第十二街区的方向驶去。
室内暖黄色的灯光照在常乐风脸上，将他半边面容浸在暖色调中。他手里握着那杯罗汉果茶，没有喝，只是握着，让热量从杯壁慢慢渗到掌心里。他坐在窗前，背靠沙发，双腿交叠，姿态看上去放松而自然，但目光却一直安静地注视着窗外那片被雨与黑暗交替吞噬的街道。那份宁静像一堵透光的墙——看似平和，底下却压着一段稳而不露的观察。
他把喝空的杯子轻轻放在托盘上，没有再去续杯。他的视线停在被雨水模糊的窗外，那盏路灯下，积水正一圈圈地打着涟漪，持续了一整夜的雨水还未停歇。
常乐风关掉了前厅的灯。
暖黄色的光线从他指间熄灭的瞬间，整间记者工作站便沉入一片均匀的黑暗中。窗外的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一些，在地板上投下一条模糊的浅色光带。他没有立刻走动，而是站在原地，等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才轻手轻脚地走到靠近门边的那组沙发旁，坐进阴影里。罗汉果茶还放在茶几上，茶水已经凉了大半，杯沿不再冒出热气。他拧紧小铁盒的盖子，收回风衣口袋，然后靠在沙发靠背上，手搭在扶手上，呼吸平稳均匀，像一团溶入夜色中的影子。
雨还在下，屋檐的水滴断续地砸在门前台阶上。远处某条街上一辆汽车碾过积水，发出一阵短暂的闷响。前厅里的时钟在黑暗中发出极其细微的走针声，一格一格地往前移动着。
几分钟后，门被推开了。
没有敲门，没有试探性的停顿，门把被拧开、门板被推入、来人跨过门槛的动作一气呵成，带着一种对目的地极其明确的笃定。但当她跨进门内、看清前厅里一片漆黑的瞬间，她还是愣了一下——她显然没有料到工作站里已经关了灯。她没有往里面走，站在门口，一只手还搭在门把上，雨水从她的伞尖和肩膀往下滴，在门槛处积成一摊细小的水渍。她的呼吸有些急，像是跑了很长一段路。
黑暗中，一个声音从门边的沙发座方向传过来：“哦，你是那个时候米粉店的大哥哥。”
常乐风没有回答。他坐在阴影里，背靠着沙发，双腿交叠，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姿态平静得像是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能够清晰地看见来人的轮廓——扎着麻花辫，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在门外漏进的微光中反射出一点细碎的光芒。正是今天上午在米粉店门口扯着路人衣角、又在自动贩卖机底下遗落手帕的那个女孩。
她浑身上下被雨打湿了，额前的碎发贴着皮肤，校服外套淋成了深色。她站在门口，没有靠近，也没有后退，目光在黑暗中飞快地扫了一圈，像是在确认这屋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你又是谁呢。”常乐风的声音从沙发座那边平稳地传过来，“不管你是谁——”
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那是一只旧银色手表，表壳有几道磨损的划痕，表带是深色皮质的，因为常年在口袋里放着，皮质已经磨得发亮。他没有把手表戴在手上，也没有像普通人那样看手机上的时间——他把那块手表掏出来举到面前，借着窗外漏进来的微光看清了表盘后，语气平淡地开口，“现在是，哦，已经过了零点了，00:05分。你现在因为现行袭警、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被捕了。和我的同事们玩猫捉老鼠玩得开心么。”
女孩站在门口，没有出声。她的手指紧紧攥着门把，指节因为用力微微发白。她没有听到门外传来任何脚步声，但常乐风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深水，激起一圈圈无声的涟漪。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门外传来两道脚步声。
脚步声不轻不重，从雨中走来，踩在积水的石板上，发出啪嗒的闷响。一道身影走进门内——男人，约莫三十出头，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薄荷绿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领口敞开一粒扣。他手里没有拿伞，西装外套的肩头已经被雨水淋湿了一片，但那片湿润好像完全没有影响他分毫，他进门后便径直站在门边一侧，双手自然垂在身前。
紧随其后走进来的是一个女人，穿一件黑色皮衣，衣摆被雨打湿了一大片，颜色变得更深了。她的鞋跟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但她跨过门槛后便停下了脚步，没有急着往更深处走。她站在男人身侧偏后的位置，目光像两把笔直的刀，安静地落在那女孩身上。
两人进门后，没有人说话，但前厅里的气氛肉眼可见地变了。那女孩的手还搭在门把上，指尖已经完全失去血色。
常乐风坐在沙发座上，身体没有动，那块手表还搁在他膝盖上。他看了一会儿那女孩被雨水淋湿的额头和镜片上模糊的雾气，声音放平了些：“交代一下吧。”
女孩的嘴唇动了动。她看了常乐风一眼，又看了一眼门口那一男一女，像是用了两三秒才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她松开了门把，手垂在身侧，湿漉漉的袖口滴下水珠。她低下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用一种平静的、几乎不带感情的声音开了口。
她说她是个孤儿。从记事起就在一个机构里长大，那里收留了许多和她一样没有父母的边缘孩子。有文化课，有生活照料，但也不是白白养大的——等他们长到一定年纪，就会被分配到不同的科目去学习技能。有人学到了账目、有人学到了偷窃，有人学到了怎么用枪。她学到的，是化学。
她说她不知道那个组织的全名。她只知道他们有一枚深蓝色的眼睛象征。那些老师都是中年人，彼此之间用编号互称，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自己的真名。她也不知道那对双胞胎的真实姓名。她说那个组织教她调制化学气体——无色、无味、触之即晕。配方和比例学得越精细，用来做成成品的纯度就越高，能达到的药效就越强。
她说，组织给她下达的命令是杀一些警察。是，不是一两个，不是那种让她悄无声息下手的目标，而是明确地要求她去取那些警察的性命。她说到这里时喉咙动了一下，声音变得更低。她说她下不了手。她学的是化学，不是屠刀。她能配出让一个人安静睡过去的药剂，却没办法看着一条命在自己面前真正熄灭。从那之后她就变成了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既没有办法完成组织的命令，也没有办法一走了之——因为她不知道走到哪里都会被那张深蓝色的眼睛找回来。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吸了一口气，用一种更平的语气接着说：“所以我就，迷晕了一些侦探。”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任何人。她低着头，看着自己湿透的鞋尖与地板之间那一小片水渍。“我不能杀警察，但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要是完全不做事，组织会换人来干，到时候那些警察可能就不是被迷晕这么简单了。所以我退了一步，把那些我盯上的、也觉得碍事的人迷晕了，放倒，藏在地下管道里。我没下重手，剂量控制在只是昏睡的程度，等风头过了再放他们出来。那些侦探……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各自叫什么名字。我只是觉得他们也是在这个街区里转来转去的碍事的人。我把他们弄倒之后，搬进管道里，和那些警察放在一起。”
她说到这里便不说了。前厅里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雨水落地的声音不断从门外透进来。门口那对男女依然站在原地，没有打断她，没有追问。常乐风坐在黑暗中，膝盖上的手表表盘反射着微光。
过了好一会儿，常乐风开口了。他的声音没有刚才逮捕她时那么冷，但也谈不上任何温度。他问：“你学化学学到什么程度。”
女孩抬起头，像是没有预料到这个转折。她想了想，说：“能配出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
常乐风点了点头。他没有解释这个问题的意义，也没有就她的回答发表看法。他手中那只旧表翻了个面，表盘朝下搁在沙发扶手上。他看着她，目光平稳而耐心，像在看一株被雨打折了又重新扶起来的幼苗，审视它还能不能重新扎根下去。
“或许我这里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他说，“你愿不愿意改头换面，做一个侦探呢。”
女孩站在黑暗里，像是没有听清这句话。她眨了眨眼睛，眼镜上那层雾气已经消散了，露出一双有些泛红却格外清亮的瞳仁。她没有立刻回答。窗外的雨声依然在下着，像一篇没有尽头的低语。门口那一男一女互相对视了一眼，默契地没有说话。
常乐风也没有催她。他坐在沙发座上，双腿交叠，手里握着那杯已经凉透的罗汉果茶，茶水的香气早已散去，但他仍然握着杯壁，像握着一个不用急着放下的答案。他给了她时间，也给了自己时间。雨声里，那道小姑娘站在黑暗与光线的交界处，湿透的发梢滴着水，目光隔着镜片，落在他脸上，像在辨认一扇忽然打开的门的尽头，到底有什么。
2
几天后，警察局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
会议室设在警察局二层尽头的一间大屋里，平时用来开案情分析会，偶尔也充作内部培训的教室。屋里摆着几张长条桌，桌面上留着深浅不一的茶渍和圆珠笔划痕，椅子是铁腿折叠椅，坐上去稍一动就吱呀作响。窗台上搁着一台落满灰尘的旧电风扇，接线头裸露着，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过了。墙角放着一只暖水壶，旁边摞着一沓一次性纸杯，已经被人拿走了大半。
屋里的空气混杂着雨水味、汗味和廉价烟草的气味。窗户开着一条缝，雨后清新的空气从缝隙里挤进来，却没有驱散那股沉闷感。几十名侦探挤在会议室里，有的坐在长桌边，有的靠在窗台上，还有几个人干脆蹲在墙边，手里夹着烟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们身上的衣服五花八门，有穿深色夹克的，有穿格子衬衫的，有穿着沾了油渍的工作服就来的，还有一位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式外套，胸前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
卡博拉站在靠门的位置，背靠着墙，双手插在口袋里。美山没有来，她今天说身体有点乏，想在家休息。叶山凛坐在长桌那头，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正低头翻着手机，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会议室最前面摆着一张比其他人用的都长一截的深色木桌，那是局长自留的位置。桌面上摊着一沓文件，几张照片散在旁边，边缘被手指捻出了皱褶。局长站在桌子后面，双手撑在桌沿上，身形不高，肩膀却很宽，深蓝色制服衬衫的袖口挽到小臂中段，露出一截结实的前臂。他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吞了一口滚烫的汤被烫到了嘴唇，想咽咽不下去，想吐又觉得失态。
他沉默了几秒，让目光把屋里所有人扫了一遍，然后开口了。
“全都被迷晕了。”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压着火的平静，听起来比暴跳如雷更让人不舒服。他把最上面那份文件拿起来，又拍回桌上：“六名失踪警察，找到了。侦探们，也找到了。全都是在同一片地下管道里，被迷晕了，躺得整整齐齐的，一个都没少。连一个醒着的都没有，连一个挣扎过的痕迹都没有。”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某个方向停了一下，又移开：“六十名侦探。我说的是六十名。你们领了警署的酬金，签了调查协议，然后你们告诉我，这个街区里最大的一批‘成绩’，是你们被人一锅端，像搬货一样搬进地下管道里，睡着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手掌在桌沿上重重拍了一下，声音不大，但桌面上的纸张震得哗啦一响：“你们是多废物啊！”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然后，这种安静并不是那种被震慑住的安静，而是众人心照不宣的沉默。侦探们低着头，有的在看指甲，有的在看窗台上的灰尘，有的把视线投向天花板上的裂纹，像是突然都变成了一群擅长鉴赏建筑细节的专家。
几秒后，底下的窃窃私语声重新响了起来，而且完全没有压低的打算。
坐在窗台边的一个年轻男人用手肘碰了碰旁边的人，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能让四周的人听见：“你说……这次怎么算？”
旁边的人叼着一根没点火的烟，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什么怎么算？”
“酬金啊。”年轻男人伸出一根手指，比了个数，“一万维克恩德纳尔，五十家侦探社分。按贡献分配嘛。”
“那我们有什么贡献？”叼烟的人偏过头看着他。
“有啊，躺了。”年轻男人说得很正经，“我们按时躺进了地下管道，给了后续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现场实物。这不叫贡献吗？”
四周几个人发出一声低低的笑声。叼烟的人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红着脸忍笑：“你要是这么说，那贡献最大的还得是那六个直接躺进房间里的。”
“那也不错了。”另一个声音从长桌那边插进来，“反正被人从背后迷晕，睡一觉就能拿5维克纳尔的话，是个不错的差事。”
有人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床垫公司的试睡员，一天好像才3维克纳尔。人家还要各种姿势试睡、填使用感表格、被拍下来做广告。咱们这个，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闭，醒来就有钱拿。虽然过程稍微有点吓人，但效率高啊。一晚上顶人家一天半的工资。”
“你下次还想再被迷晕一次？”
“那要看给多少钱了。5块的话可以考虑，要是再多一点，我还能自己把自己敲晕。”
笑声比刚才大了些。局长站在桌前，面色阴沉地看着这帮人，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了回去。
卡博拉靠在门边的墙上，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他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慢慢移动，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那天在地下室里见过的几张面孔都在——那个穿黑衣服的魁梧男子坐在长桌边，双手抱在胸前，眼神冷漠；报刊亭的老太太坐在墙边的椅子上，闭着眼睛假寐，老花镜挂在胸前；水果摊的女人正低头和旁边的人聊着什么，手里还转着一只圆珠笔。
然后，他的目光停住了。
会议室最角落的位置，靠近暖气片旁边，坐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外套，扎着两条垂在肩头的麻花辫，辫尾用细皮筋束着。一副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的目光正低垂着，落在面前摊开的一本小笔记本上。她手里握着一支圆珠笔，像在记什么笔记，但笔尖并没有落在纸面上，悬在半空中。她穿着样式简朴的衣服，在这间满是烟味和旧家具味的会议室里，像一朵偶然落进枯草丛里的野雏菊，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角落里。
卡博拉的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两秒。他把手伸进外套内侧口袋，掏出一块叠得整齐的浅色手帕。那块手帕的边缘绣着一圈细小的野雏菊花纹，角落处还用浅绿色丝线缀了一片小小的叶子。他把手帕攥在手心里，离开靠着的墙，穿过几排椅子，朝那个角落走过去。
会议室里的嘈杂声还在继续，没人注意到他的动作。他在那个角落的椅子旁停下来，没有伸手拍她的肩，只是站在她侧前方，轻声说了一句：“这条手帕是你的吧。”
扎麻花辫的女孩抬起头来。她的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隔着镜片看了卡博拉两秒，像是在辨认他的脸。然后她的视线落在他手里那块叠得整齐的手帕上，停了一下，伸出手来接过去。她的动作很自然，没有惊讶，也没有多余的紧张：“是的，谢谢。”
她把叠成方块的手帕展开，看了一眼边缘的刺绣，又叠好，收进外套口袋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近乎习惯性地安静。
她收起手帕后，会议室前方传来局长更高的声音。他把一只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指着桌面上摊开的照片：“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你们告诉我是卓眼组织。卓眼组织。又是卓眼组织，我真就不知道说点啥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疲惫的愤怒：“卓眼组织在翡翠港的案底摞起来能到这么高，你们跟我一样都知道，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名字现在值多少份结案报告？我要是哪天把‘卓眼组织’四个字往卷宗封面上一写就能结案，那还要你们干什么？还要我干什么？你们给我一个名字，给我一具尸体，给我一个哪怕说得过去的交代——不是这种。告诉我是卓眼组织，我拿什么上报？”
底下的嘈杂声被他这段话压下去了一些，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人低低咳了一声，有人在喝纸杯里的水，有人在交头接耳。局长的话落进会议室里，像石头砸进泥塘，溅起一点水花，然后慢慢沉到底。
卡博拉站在角落，微微弯下腰，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他和那女孩两个人能听见：“你那天也在第十二街区，对吧。当时在地下室怎么没看到你呢。”
扎麻花辫的女孩合上笔记本，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把圆珠笔别在笔记本的封皮上。她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却也没有提高，用一种平平淡淡的语气说：“不是啊。我看过你们的调查报告了。应该不只有那两个房间。在场的人——除了你们三个，还有那个叫常乐的记者——剩下的全都被迷晕了。”
卡博拉微微顿住，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像在品琢她这句话的每个字：“全部？”
“全部。”女孩点了点头，语气没有任何动摇，但又不像是在炫耀自己知道什么，只是很肯定地陈述一个事实。她转了一下手中的圆珠笔，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所以估计我是被分派到其他‘宿舍’了。”
她说“宿舍”这个词时，语气很轻，像在说一所寄宿学校里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安排，仿佛那里不是一个黑暗、潮湿、挤满失去意识的人的地下空间，而是一间被分配好床位、配有安静就寝时间的集体寝房。
卡博拉直起身，目光越过她的头顶。他的视线悬在半空中某个不确定的点上，落不到实物上。会议室里人声嘈杂，局长还在继续发火，那边窗台边的年轻人又开始讨论酬金分配的细节。角落里这方小小的空间却仿佛隔绝在另一边，安静而沉稳地沉在空气中。
窗外雨后的亮光透过半掩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将扎着麻花辫的女孩的影子拉成长长的一条，落在灰白色的地面上。她把笔记本合拢抱在怀里，安静地坐回那里，像一朵落进草丛的花，根茎已经被移栽进新的土里，还未真正站稳，却已开始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