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周三和周五的六点二十五分，旧馆的木门都会响。
她从不迟到，也从不早到。六点二十五分，误差不超过一分钟——后来我知道，她每天下午都会在学生会室看一眼钟，然后掐着时间从本馆走过来，走旧馆后面那条种着紫阳花的小路，那条路会多花两分钟，但不会经过人多的走廊。
她带来的东西每次都不同。
有时候是学生会的公文，摊开来能有半张桌子那么大，她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在边上写小字，写到兴起会轻轻皱眉。有时候是一本和歌集，翻到哪一页就一直在那一页上停着，好像读书只是个借口。有时候是便利店里买的两个布丁，一个给我，一个给她自己，勺子是她从家里带来的、茶道用的那种木勺。
有时候她什么都不带——只是坐下来，看着我盖章。
那是最难熬的一种。
「前辈为什么来这里？」
第七次的时候，我终于问了。那时是七月，雨少了一些，蝉开始叫了。旧馆的窗户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傍晚的光斜进来，把灰尘照成一条一条的金线。
「图书馆安静。」她说。
「学生会室更安静吧。我听说您有单独的桌子。」
「有。」
「那为什么——」
「因为有你在。」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翻书，翻的是《徒然草》，语气和念「下一项议题」没有任何区别。我的手一抖，那个「返却」的印，盖歪了。红色的「返却」两个字，一半压在借阅卡的日期栏上，像被人从中间推了一把。
她抬起眼，看了看我手里那张歪掉的借阅卡。
「盖歪了。」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她伸出手，把那张卡轻轻抽走。她的指腹擦过我的指尖，很凉。她把卡片翻过来看了一眼正面的书名，又看了一眼借书人的名字，然后放进了自己外套的内袋里，「这张，我收下了。」
「那是学校的——」
「我会赔。」
「前辈，一张借阅卡才——」
「三十日元。」她说，「我知道。可它是你盖歪的那一张。」
她答得理直气壮，好像这世界上所有的道理都站在她那边。
那天我明白了：这个人，看起来是全校最讲规矩的人，实际上是全校最不讲理的人。
而更糟的是，我一点都不讨厌。
八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她带来了一样新东西。
一块小小的木牌，手掌大小，边缘打磨得很圆，摸上去没有一根木刺。上面用毛笔写着两个字：
受付
字是楷书，横平竖直，收笔的地方却意外地有一点软——像是写完最后一笔时，手停了一下。
「图书馆的借阅台，应该有这个。」她把木牌放在我桌上，摆正，用两只手的手指轻轻推了推，让它的边和桌沿平行，「你每次都是在这里等我的。既然这样，就要有个正当的名分。」
「名分？」
「比如——」她侧过脸，看着窗外。操场那边，棒球部的收操声远远地传过来，金属球棒敲在球上，「铛」的一下，然后是一阵听不清的喊声。「比如，这不是我在占用你的时间。而是你在值日。而我，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我握着那块木牌，木头是温的，好像被她拿在手里很久了。牌子的背面，有一处很浅的、被指甲按过的痕迹。
「前辈。」
「嗯？」
「您其实可以直接说，您想见我。」
沉默。
旧馆的钟走了一格。又一格。
窗外，棒球部收了操，喊声散在黄昏里。有谁在很远的地方喊「明天见」，没有人回答。
「那样太不体面了。」她最后说。声音比平时低半度。
「不体面也没关系吧。」
「对你没关系。」她终于转回头来看我，「对我有关系。」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白崎奏输。
不是输给睡意，不是输给考试，是输给一个比她小一届的、成绩中游的、只会盖章的图书委员。
那天她走的时候，六点二十九分。她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濑户口同学。」
「是。」
「下次，我会六点二十五分准时到。」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