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东京的夜行巴士上,她没怎么睡。车里的灯关着,她借着窗外偶尔闪过的路灯,用手机的光在备忘录里打字。
“你在写什么?”
“清单。区役所要带的东西。”她头也没抬,手指在屏幕上戳得很快。“户籍誊本、住民票、印章、身份证明。你这几样肯定都找不全。我替你写清楚。”
“我自己会查。”
“你查了也不会记。”她把手机屏幕转过来给我看,上面已经列了七八项,每一项后面还加了备注。“你那个印章。搬过来之后就没见过。放在哪了?”
“抽屉里。”
“哪个抽屉?”
“……我想想。”
她把手机收回去,叹了口气。“明天到家你先翻。找不到就得去重新刻。刻印章要两天。别到那天早上才说。”
“好。”
“你那个户籍誊本。在老家。得让你妈寄过来。这个最慢。明天一早就打电话。”
“好。”
“还有。”她把手机锁上,塞回口袋。“拍照片。区役所那边有指定的尺寸。不能随便找个大头贴。去照相馆拍。别在那种街边的机器上对付。”
“你管得真多。”
“不管你能行吗。”她往座位里缩了缩,把外套裹紧。“你这种人。要是没人盯着。那表填到一半都能丢了。”
她说“填到一半丢了”的时候,嘴角带了一点很轻的弧度。很快被围巾挡住了。
到东京之后,第一天她就催我打电话。第二天催我去刻印章。第三天催我去拍照。她把每一个步骤都记在手机里,完成一个就划一个。像是管理一个项目,只是项目经理是自己。
一周后的周六下午,她把清单打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坐在桌边,看着我。
“东西都齐了?”
“齐了。”
“拿出来我检查。”
我把户籍誊本、住民票、印章、身份证明、照片,一样一样摆到桌上。她拿起来逐一看过。户口誊本翻了两遍。印章在手里掂了掂。照片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
“照片拍得还行。”她把东西放下。“不丑。”
“你之前还嫌弃。”
“我说的是不丑。没说你好看。”她把文件整理好,叠在一起,放进一个透明文件袋里。拉上拉链。“周一。上午。你请半天假。”
“好。”
“九点在区役所门口。别迟到。迟到了要排很久。”
“好。”
她把文件袋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压在那盏小台灯下面。然后站起来,去了厨房。晚上做了咖喱。吃完之后,她洗完碗,又回到桌边,把文件袋从台灯下面拿出来看了一眼。确认拉链拉好了,又放回去。这个动作她做了三遍。前两遍我看到了。第三遍她做的时候,大概以为我没注意。其实我一直在看。
周一早上,八点半出门。她穿了那件浅灰色的外套,头发梳得很整齐。比平时上班还正式。走到区役所门口的时候,离开门还有十分钟。她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手里的文件袋。又检查了一遍拉链。
“你那个印章。带了吧。”
“在包里。”
“拿出来我看一眼。”
我从包里摸出印章。她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然后收回目光,看着前面的马路。车来车往。她没说话。手在文件袋的边缘上,不自觉地搓了两下。
门开了。她先走进去。窗口的职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她递上两份文件。职员接过去翻了翻,核对了几处,点了点头。拿出一张表格让两人确认签字。
她拿起笔,在表格上签字。签得很慢,字迹工整。签完把笔递给我。我签的时候,她站在旁边,看着我的笔尖。我签完,她把表格接过去,重新看了一遍。确认无误,递回给职员。
职员在电脑上敲了几下键盘。然后抬起头,说了一句:“恭喜。”
她愣了一下。然后很快低下头,说了声“谢谢”。声音很小。走出区役所的时候,外面出了太阳。她站在台阶上,手里的文件袋已经空了,只剩一张回执单。她看了一眼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
“好了。”
“嗯。”
她把手插进口袋里。看着前面的路口。车流不息。她站了一会儿,忽然开口。
“你那个姓。以后要改。知道吧。”
“知道。”
“神谷凛。”她念了一遍。像在试读。“比白川凛拗口一点。但还行。”
“你改吗?”
“户籍上要改。平时叫什么都行。”她顿了一下。“不过你叫我名字的时候。还是叫原来那个。”
“为什么?”
“习惯了。”她往前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她脸上。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伸到我面前。掌心朝上。手指微微张开。
“走了。回家。”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有点凉。但没有缩回去。两个人沿着区役所门前的路往前走。经过便利店、花店、一家很小的药店。她走在内侧,我走在外侧。路上的行人不多。她一直没松手。走了一段路,她忽然开口。
“那个清单。回去我删了。”
“留着吧。”
“为什么。”
“纪念。”
她想了想。没有反驳。反而把我的手握紧了一点。
“那留着。但你别乱翻我手机。”
“好。”
“还有。”她顿了一下。“今天的事。回去之后。给你妈打个电话。告诉她一声。”
“你不打?”
“你打。我在旁边听着。你妈要是问什么奇怪的问题。我来接。”
她说完,看着前方的路。步子比刚才轻了一点。阳光照在两个人的肩膀上。影子在脚下被拉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