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福尔·伊万诺维奇·杜布罗温是枢密院的信使，六等文官，人族，四十一岁。
他一年有八个月在路上。
送信这行当，说起来简单——把纸送到，把回执带回来。可纸一到，对面的人就要跳。跳的人多了，他就学会了三件事：
一、进门先看脸色。
二、话不说满。
三、回执一定要拿到手，哪怕上头写的是“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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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次送的是军需摊派。
这一路，他走了十二天。
十二天里，他过了七个村。
第一个村，空的。村口的井填了，井台上还蹲着一只死狗。
第三个村，有八户人。他借宿了一夜，主人给他一碗稀粥，粥里有一块咸鱼。他问：“你们领主收几成？”主人说：“收五成。”他问：“五成怎么活？”主人说：“活不了就跑。”
第五个村，村口钉着联邦的告示牌。牌子上写着“缴纳即安”。牌子底下压着两具尸首，冻硬了，没人收。
第七个村，一切正常。有人在磨坊磨面，有孩子追鸡。他问村里人：“这儿怎么没事？”村里人说：“我们是布良斯克的。老领主今年不收税。”
他把这一句记在小本子上。
“不收税”三个字，他写了三遍。
命令很短：西路军的粮草不足，各领按原额加派两成，十月内解到基辅。
他把命令送到切尔尼戈夫，是在七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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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口，他被拦了。
“什么人？”
“枢密院信使。”
“文书。”
他把文书递过去。守门的兵看了看，又看了看他，把文书还给他。
“进去吧。领主在内城。”
他进了城，愣了一下。
这城跟他想的不一样。城里的街是扫过的，两边的屋子有人的多，空着的少。井边有女人，街上有孩子，城墙根下有一处冒烟——像是炉子。
“那是炉子？”
“铁工坊。”守门的兵说，“殿下的。”
“城里有铁工坊？”
“有。”兵说，“去年冬天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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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工坊门口见他的。
“信使。”
“殿下。”他行礼，“枢密院令。”
她接过去，拆开，看了一遍。
看的时候，她脸上没什么表情。
“加两成。”
“是。”
“一百二十户的摊派，加两成，就是一百四十四户。”
“是。”
“我这儿有一千二百户了。”她说，“按户算，摊派是一百四十四户，不是一户一石。”
杜布罗温眨了眨眼。
“殿下，这个……命令上没有写按户算还是按丁算。”
“那就是按户算。”
“通常……通常是按户算。”
“好。”她把命令折好，揣进怀里，“回执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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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写了三个钟头。
她先让洛吉诺夫把册子抱来，又让波德科帕耶夫把粮仓的账抱来，最后让布勃诺夫把兵册抱来。
三本册子摊在桌上。
“信使，你看。”
他凑过去。
“这是实有户，一千二百零七户。这是实存粮，六百四十石。这是实有兵，三百八十九。”
“殿下，我看这些做什么？”
“因为你要回去交差。”她说，“你回去，枢密院问你：切尔尼戈夫加派了吗？你说加了。他们问：加了多少？你说一百四十四户。他们问：粮呢？你拿什么答？”
杜布罗温没说话。
“我现在告诉你。”她说，“一百四十四户的粮，我交不出来。库里六百四十石，四百口兵，一千二百户人，吃到秋收还差三百石。”
“殿下，这……这是您的事。”
“是我的事。”她说，“可你要是不写清楚，回去交不了差，挨骂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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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罗温那天夜里没睡好。
他住在城门口的一间客房里，屋里有炉子，床上铺着干草。这比他一路住的驿馆都好。
他躺着，想的是那三本册子。
他送了八个月的信，走过二十几个领。二十几个领的回执，写的大多是“已加派”“限日解到”“不敢有误”。
没有一个领主，把册子抱给他看。
“她图什么？”他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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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给了他一个折中的法子。
“两成我认。”她说，“可我拿粮抵。”
“粮？”
“加派的钱，折成粮。市价一石黑麦两银币，一百四十四户的加派，折银二百八十八银币，折粮一百四十四石。”
“枢密院要的是粮。”
“那更好。”她说，“我直接交粮，不折银。”
“可您库里只有六百四十石。”
“所以我分两批。”她说，“十月交八十石，明年三月交剩下的。十月是打谷的时候，我收上来就交。”
杜布罗温想了想。
“殿下，这得写进回执。”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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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是她亲笔写的。
写完，她念了一遍给他听：
“切尔尼戈夫领，谨奉枢密院令，按户加派两成，计一百四十四户。因本领去年歉收，粮储不足，请分两批解：十月解八十石，明年三月解六十四石。不敢有误。”
“最后一句‘不敢有误’，要吗？”他问。
“要。”她说，“写上去，枢密院就知道我认这笔账。”
杜布罗温把回执折好，收进皮袋。
“殿下。”
“嗯。”
“我这一路，走过二十几个领。”他说，“没有一个领，把账摊开给我看。”
“摊开，你才信。”她说，“你不信，回去说的话，枢密院也不信。”
“那您不怕我把这实话报上去？”
“怕。”她说，“可我要是不摊开，你回去报的，就是假的。假的东西，迟早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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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的那天，天晴。
她在城门口送他。
“信使。”
“殿下。”
“我问一句：这回的摊派，是枢密院的意思，还是大王子的意思？”
杜布罗温愣了一下。
“殿下，命令上是枢密院的印。”
“印是枢密院的。”她说，“可命令是起草的。起草的人是谁？”
“是……是枢密院的书记。”
“书记是谁的人？”
杜布罗温没有说话。
“我知道了。”她说，“你路上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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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五里，他回头看了一眼。
城里那些屋子，烟囱都冒着烟。
他把皮袋摸了摸，摸了摸里面的回执。
“这个领主。”他对自己说，“不像要反的。”
可他想了一路，想到了另一句话：
**“不像要反的人，反起来最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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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莫斯科是八月十五。
他把回执交上去，又在枢密院的堂上答了问。
“切尔尼戈夫如何？”
“实有户一千二百零七，实存粮六百四十石。”他说，“加派认了，分两批解。”
“她可有不臣之意？”
杜布罗温想了想。
“回大人，没有。”
“可有怨言？”
“也没有。”
堂上的人点点头，让他退下。
他退出去，走到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八月末的莫斯科，雪刚开始化，地上一层泥。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
“切尔尼戈夫：账实、粮少、兵少、人不怨。可疑。”
写完，他把本子收起来，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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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去枢密院交差。
交了差，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去了集市。
集市在城南，雪化了一地泥。他在一个摊子前站住，摊上摆着三样东西：黑麦、荞麦、盐。
“黑麦怎么卖？”
“两银币一石。”
“上个月呢？”
“两银币。”
他点点头，走开。
走了一段，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摊子。
摊主是个老妇人，守着一只口袋，口袋里只有半袋麦。
“这半袋，卖完了呢？”
“卖完了，我就回家了。”老妇人说，“家里没粮，可也不卖了。卖了，自己吃什么？”
杜布罗温把这一句记在小本子上。
“一家人，一袋麦，一半卖一半吃。”他写，“粮不缺，缺的是钱。”
写完，他抬头看天。
莫斯科的天，也是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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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莫斯科的第五天，他又出了一趟门。
这回是去城北的一个村子，找他姐姐。
姐姐嫁在那边，男人是个铁匠，日子过得紧。
“你来了。”姐姐把门开了一条缝，看见是他，才把门全开。
“路过。”
“带着差事？”
“没有。”他说，“就是想来看看。”
姐姐给他倒了一碗水。
“帕夫卢沙。”她叫他的小名，“你在外头跑，见了那么多地方，跟我说说——哪儿好过？”
他想了想。
“有个地方。”他说，“叫切尔尼戈夫。那儿的领主，把账摊开给我看。”
“摊开账？”
“摊开。”他说，“我这一路走过二十几个领，没一个摊开的。”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
“那地方，远不远？”
“八百里。”
“八百里。”她说，“那不算远。”
那一年,枢密院收到的回执里,只有一份写了“不敢有误”。
其他的,写的是“已加派”“限日解到”“遵令”。
杜布罗温把这一份抄了一遍，夹在自己的本子里。
“为什么抄它？”
“因为一年之后，我要看看，她做没做到。”
那一年秋天，八十石粮，如约解到基辅。
那年秋天，八十石粮，如约解到基辅。
押车的是布勃诺夫手下的一个排，走了十二天。
基辅的军需官收了粮，问了一句：“切尔尼戈夫今年还有余粮？”
“有。”
“余多少？”
“够自己吃到明年三月。”
军需官把这句话记下来，报给了西路军。
报上去的时候，加了一句：“该领可再征。”
杜布罗温的本子上，那天也添了一行：
“八十石到了。她做到了。”
杜布罗温的本子上，后来添了第二行字：
“十月，八十石到。七月，六十四石到。无欠。”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塞进怀里。
“明年还送吗？”
“送。”他说，“这一路，我只在这个领，喝到过热茶。”
那年八月，杜布罗温在莫斯科，把本子交给了枢密院的书记。
“这是什么？”
“私记。”
“私记不能入档。”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给您看一眼。”
书记翻了翻。
“你记这些做什么？”
“因为有一天，会有人要看。”杜布罗温说，“看一个人一年里都干了什么。”
书记把本子还给他。
“你这本子，将来要是被人看见，够你掉脑袋。”
“我知道。”杜布罗温把本子揣回怀里，“可我还是记。”
那年八月，枢密院的堂上，有人问了一句：
“切尔尼戈夫那个领，今年交了多少？”
“加派一百四十四户，已交八十石。”
“八十石？这么少？”
“她说七月再交六十四石。”
“七月交了吗？”
“交了。”
堂上安静了一下。
“这个人，”有人慢慢地说，“算得比我们清。”
那年秋天，摊派的粮，一粒没欠。
这在枢密院的档里，是三十年来第一回。
“为什么不欠？”
“因为她算过。”杜布罗温说，“她算得比我们清。”
那年秋天，摊派的粮，解到了基辅。
军需官收粮的时候，问了一句：“明年还交吗？”
“交。”她说，“只要我还在这块地上。”
那年秋天，枢密院的档里，多了一行字。
“切尔尼戈夫，年解八十石，如期。”
一行字，九个字。
可这九个字，是那一年，整个枢密院，唯一一条写着“如期”的记录。
杜布罗温看见的时候，站了很久。
“如期。”他念了一遍，“原来这两个字，也能让人高兴。”
那年冬天，杜布罗温又出发了。
这回带的是明年的摊派。
他把本子揣好，看了看天。
“这一路，希望还能喝上热茶。”
那年冬天，他又走过那个村子。
井还是填的，死狗没了。
他站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一块面包，放在井台上。
“给谁？”
“给下一个路过的人。”
那一块面包，第二年被雪埋了。
第三年，井被人重新凿开。
凿井的人说，井台上有一块木头，烂得看不出是什么。杜布罗温说，明年他还走这条路。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雪地上只有一串脚印。他走过的那条路，第二年春天才化了冻。那条路，后来成了官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