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月考成绩出来那天,顾云在年级榜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往前挪了十七位。
班主任找他谈话,说照这个势头,再拼三个月,冲一冲能摸到学校历史上最好的那几所。顾云回到教室,把卷子一张一张叠好,塞进抽屉。他没有告诉姐姐。说了也没用——路费、学费、房租,哪一样都比一张成绩单重。
最后三个月,他是这样过的:五点四十起,十一点半睡,中午趴在桌上睡二十分钟。姐姐晚班回来,蹑手蹑脚给他盖外套,他其实醒着,装睡。两个人都累,累到没力气说话,就用这种方式互相照顾。
六月的考场,三天。
出成绩那天是查分网站挤爆的一夜。顾清坐在布帘那边,假装睡着。顾云盯着转圈圈的页面,手心全是汗。分数跳出来的瞬间,他听见帘子那边极轻地、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原来她根本没睡。
填志愿的时候,顾云几乎没有犹豫。他填了蓉城,离雾津一千四百公里。
“那么远。”顾清拿着志愿草表看了很久。
顾云说:“蓉城好啊,学校给的奖学金高,生活也便宜。姐,你在这边上班,我周末去做兼职,家里能松快不少。”
他没说的是,他想逃。
从荒地那个小土包立起来的那天起,他就开始做梦。
一开始只是普通的梦。后来他才发现不对——梦里永远是雨夜,永远是那片荒地,土包上的石头一块一块被从里面顶开,一只泡得发白的手从泥里伸出来,指甲缝里塞满黑泥。然后那个女人坐起来,湿头发贴在脸上,冲他笑。
“阿云。”梦里的她说,“妈回来了。”
每次醒来,顾云都发现自己站在窗边,床单被冷汗浸透,手腕上那道旧烫伤烫得像刚烫上去一样。有几次,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怎么从床上到窗边的。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只知道,他必须离那片荒地远一点,越远越好。
七月末,姐弟俩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拖着两个行李箱上了火车。顾清在雾津的厂子里辞了工,说到了蓉城再找活——“你在哪儿上学,姐就在哪儿打工。”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一千四百公里是下楼买趟菜。
蓉城的雨和雾津不一样。雾津的雨是冷的,下起来天昏地暗;蓉城的雨是黏的,细细碎碎,一下就是一周,把整座城泡得发绿。
九月开学,十月军训,十一月上课。顾云的成绩在系里排前30%,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刚好够拿到奖学金。奖学金到账那天,他给姐姐转了三分之二,剩下的留作伙食费。顾清在城南的餐馆找了份帮厨的活,租了个顶楼的单间,姐弟俩一个城南一个城北,周末见一面。
日子像是被水泡软了,一天天过,平淡得几乎让人忘记那个土包。
直到十二月底的那个夜里。
那天雨很大,顾云在图书馆自习到很晚,回宿舍的路上没带伞,淋了个透。他洗了澡,爬上床,几乎是头一沾枕头就沉了下去——
然后,他看见了。
不是梦。他后来无比确定那不是梦,因为梦是模糊的、流动的,而“那个”是钉死的、纤毫毕现的,像有人把一张照片直接烧进他的眼睛里——
出租屋的门开着。
顶楼的单间,姐姐常坐的那把椅子翻倒在地上,保温桶滚到墙角,粥洒了一地,还在冒热气。姐姐趴在桌边,一只手垂下来,指尖离地上的手机只有几厘米,手机屏幕上是他没接的十七个未接来电。
然后,门口站着那个女人。
湿头发,白脸,指甲缝里的黑泥。她站在雨里——屋里明明没有雨,她的脚下却积着一摊水,水渍正缓慢地、耐心地朝着姐姐的方向漫过去。
她抬起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看向顾云。
笑了。
“阿云,妈回来了。”
——顾云猛地坐起来,心脏擂得像要炸开,鼻血毫无预兆地涌出来,滴在枕头上,温热,腥甜。宿舍死一样安静,室友的鼾声、窗外的雨声全都退得很远,远得像隔着一整片海。
他浑身发冷,牙齿磕出响声,抓过手机就给姐姐拨电话。
“嘟——嘟——”
每一声都长得像一年。不过电话最后还是接通了。
“喂?”顾清的声音响起来,带着浓重的睡意,背景里有雨声,“大半夜的,咋了?”
“姐。”顾云的嗓子哑得不像自己的,“你锁门没有?”
“锁了啊。”她打了个哈欠,“下雨呢,我窗户都关严了。你咋还没睡?钱够不够用?”
“够的。”他死死攥着手机,一字一字地说,“姐,你听着。最近——不管谁来敲门,不管谁来找你,都别开。谁来都别开。如果厂里有人打听我,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顾清没有问为什么。她从来不多问。
“行。”她说,“我知道了。你早些睡。”
挂了电话,顾云坐在床沿,看着自己抖个不停的手。
那个画面没有散。它钉在他的视野深处,只要他一闭眼就浮上来——倒下的姐姐,积水的女人,慢慢漫过来的水渍。
如坐针毡这四个字,他以前只当是成语。那一夜他才知道,针是真的,毡是真的,每一秒都是真的。
他打没开灯,坐在床上一整夜。
雨下了一整夜。顾云望着窗外被雨水泡得发胀的夜色,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那个女人埋进土里八个月,可能要回来了。而他看见的,也许就是姐姐的死。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能力。他只知道,从荒地那天起,或者更早——早到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时候——有东西一直藏在他身体里面,如今它睁开了眼睛。
天亮前,顾云在搜索框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
“人死了八个月,还会回来吗。”
没有答案能告诉他。
窗外,蓉城的雨还在下,细细碎碎,像是永远也不会停。